1998年8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榻弥留之际，刘咏尧一度恢复了短暂的清醒。他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及吴石案审判的笔记手稿置于枕畔。在护士为他擦拭额头的瞬间，老将军的眼角滑落了泪珠，嘴唇颤抖着，反复低语“判死缓刑”这四个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刘咏尧珍藏了数十载的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对于这位资深将军而言，其价值无可估量。手稿的空白页上，铅笔字迹密布着“悔”、“憾”、“辜”等字眼，字数不下数十，与正文中的钢笔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钢笔字刚劲有力，而铅笔字中流露出的愤怒与痛楚，则更显得鲜明动人。
刘咏尧始终未能将吴石案放下，这份牵挂并非仅在临终之际才涌上心头。据他的孙女刘若英在采访中提及，晚年时，爷爷常凝视那张泛黄的照片出神。照片中，吴石将军正指着地图进行讲解，而爷爷则在一旁专注地做着笔记。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超越生死的无形纽带，爷爷的沉思，既是追忆，亦是对那段历史的凝视，其中充满了深深的遗憾。
1950年三月，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涉嫌传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至关重要的情报而被拘捕。蒋介石随即下令“从严、速审”，并特地指派二级上将蒋鼎文执掌审判大权，刘咏尧与韩德勤则共同担任审判官。此刻的刘咏尧已晋升为国防部次长，身为黄埔一期中的最年轻学子，他享有“儒将”的美称。
面对这起被定性为“叛乱”的铁案，刘咏尧并未急于作出判断。他耗时一个多月，细致地审视了保密局提供的证据链。经过深入分析，他发现吴石虽确实传递了情报，却并未直接促成军队的溃败。值得一提的是，吴石个人品行端正，令人肃然起敬。在逮捕时，其家中仅搜出10两黄金，其中部分已寄予阵亡将士的家属，这一数额远逊于同期众多国民党高官的贪腐程度。更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在遭受酷刑、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吴石依然坚贞不屈。在审讯过程中，他不仅未曾泄露任何组织成员的信息，还反复强调“问心无愧”这四个字。
鉴于对军人信念的崇敬与内心的良知，刘咏尧在审议此案时坚定地指出：“吴石所行，皆为信念使然，绝无个人私利之嫌。”他力主“虽可挫其意志，却无需以生命为代价。”这一观点，日后被广泛视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人性光辉的象征。
1950年四月，在吴石案件的首轮审理阶段，刘咏尧与蒋鼎文、韩德勤联名上书，提议对吴石实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此过程中，刘咏尧陈述了三条理由：首先，吴石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抗日战斗中表现出色，战功卓著；其次，他传递的情报多涉及战略部署，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平民的伤亡，并未构成即时威胁；最后，保留其生命，有助于为未来两岸关系的谈判留下可能的转机。
这是公开的言论，然而在审判的记录中，刘咏尧却以亲笔字迹留下了这样的肺腑之言：“今日执笔，笔下所书，既可传颂千秋史册，亦关涉人命安危，我辈宁愿违背君意，亦绝不违背天理。”
“审判不公，蒋刘韩三人竟然为罪犯开脱，理应立即革职”，并且绕过常规的司法流程，直接签署了“即刻执行死刑”的绝密命令。
在蒋介石的粗暴干预下，1950年6月10日的审判过程被完全演绎成了一场政治闹剧。法庭在蒋介石的淫威之下，仅仅十分钟便草率结束了审讯，并草草地判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死刑。一名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称，在宣读死刑判决时，刘咏尧的声音颤抖不已，手中的钢笔反复在纸上划过，划破纸张。就在吴石被押离法庭的那一刻，刘咏尧突然起身整理军帽，这一本应庄重的动作却因用力过猛，导致帽徽歪斜一边。而更有趣的是，刘咏尧在签署死刑执行令时，用红笔在“立即执行”四个字下方画了三条强调的线条，与他此前在初审报告中用蓝笔批注的“死缓两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后，他的副官发现办公桌上留下了指甲掐痕，而他当日的日记中仅留下了一句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字迹仿佛被泪水模糊，难以辨认。
吴石壮烈牺牲之际，世人多在事后方悉，陈诚不为人知地暗中伸出援手，帮扶吴石的妻子与子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刘咏尧亦以独到之策，默默地为这一家子提供援助。
1950年7月，凭借国防部次长的身份，他特意为吴石的幼子吴健成争取了台北建国中学的入学资格，并借助军需署的名义，每月以“阵亡将士遗孤”的身份，为吴健成发放了150元的补助，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工资的三分之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托人将吴石珍藏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册中藏有吴石亲笔的2000字遗书——转交给了他的夫人王碧奎。画册封面的“不负家国”四字，出自刘咏尧的手笔。在王碧奎晚年的回忆录中，她提及，出狱后，她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其中装有吴石未竟的《兵学辞典粹编》手稿以及一张写着“善存之”的纸条，其字体与刘咏尧的审判侧记如出一辙。
陈诚对吴石遗孀及其子女的扶持，归根结底，源自他们之间的深厚旧谊；至于刘咏尧，他与吴石的交往，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泛泛之交。在吴石英勇就义之后，刘咏尧伸出援手，其动机主要源自内心的正义感，以及对吴石先生的崇敬之情。
1924年5月，年仅15岁的湖南醴陵少年刘咏尧，为了能跻身黄埔军校一期，不惜虚报年龄，从而成为了同期学员中最年轻的一员。彼时，吴石虽尚未踏入黄埔的门槛，然而作为福建北伐学生军的杰出骨干，他已在护法运动的前线崭露头角。两人的命运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期间首次交织，刘咏尧随东路军挺进福建之际，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吴石。在漳州战役的休憩期间，吴石亲自指导刘咏尧绘制军用地图，而刘咏尧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自己在黄埔军校接受马术训练的经验。这种在战场上的互助精神，为日后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法虽缓，却能有效挫败敌军士气。”随后，两人联名向蒋介石呈递了《关于建立战区兵站体系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战时后勤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在1943年开罗会议筹备阶段，吴石以其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投身于文件的草拟工作，而刘咏尧则担起了协调盟军将领接待的重任。在一次于重庆黄山官邸举行的深夜交谈中，吴石指向军用地图，对刘咏尧轻声言道：“若战事结束后，我们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梦想，我便愿卸下军装，回福建投身植树造林。”这番随性的感喟，深刻地映射出他们内心深处那份炽热的理想主义情愫。
事实不尽人意。
随着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两人的政治立场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痕。自1947年起，吴石悄然生变，借其担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之职，将《全国军事部署图》等关键情报暗自传递给中共。与此同时，刘咏尧晋升为国防部副部长，肩负起军队的整编与后勤保障的重任。至1948年辽沈战役之际，刘咏尧在南京主持会议，吴石作为代表出席，表面上谈论战局，实则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策略巧妙地透露给了华东野战军。这一“同室操戈”的情景，遂成为两人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页。
1949年春，南京行将迎来解放之际，刘咏尧肩负重任，需将故宫的珍贵文物与黄金储备运送至台湾。在上海的码头，他偶然邂逅了负责押运任务的吴石。在刘咏尧的回忆录中，他如此描绘：“当时他（吴石）身着一件略显破旧的中山装，眼中既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切眷恋，又透露出一种赴汤蹈火的坚定意志。我忽然感到，我们或许再也无法相见了。”
除了那道令人难以忘怀的轮廓，刘咏尧亦铭记于心，在那次秘密会议中，吴石直面质问负责侦查“红色渗透”的刘咏尧：“你我皆知，真正的敌人并非共产党，而是这个堕落的政权！”
这番质问令刘咏尧内心深受触动，以至于在吴石案爆发之际，他内心深处难以将吴石视为“叛逆”。他深知，吴石之所以反对国民党，并非仅仅是党派间的纷争，而是源自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不负民众的期望。
有人曾言，在审案吴石案件之际，刘咏尧私下感慨道：“今日你我相互煎熬，来日又当如何面对黄河两岸的民众？”
身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刘咏尧心中深谙，在1950年这一历史关头，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无论他个人还是背后的家族，都将面临何种严重的后果。
历史的残酷之处往往在于此，一句公允之言便足以使一个秉持正义之心的人承受无法承受之重。
蒋介石对刘咏尧在吴石事件中的表现深感失望，且颇为气愤，因而开始对这位黄埔一期生是否可靠产生了质疑。
蒋介石行动神速，即便吴石案件尚未尘埃落定，刘咏尧已被紧急带走，掌握了实权，随后他被调任陆军中将战略顾问，却成了无所事事的闲职。
自办公室迁至阳明山上一座闲置的小楼，刘咏尧每日便只能依赖阅读报纸来把握时局动态。据周围人所述，那段日子里，他所翻阅的报纸边缘，常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诸如“杀人者终将伏诛，救一人便等同于救百人”这类的小字。
在幽暗的政治氛围与严酷的现实压力下，刘咏尧不禁感慨万千，心中充盈着悲愤之情，或许尚未来得及深思，秋风乍起，紧随其后而来的便是刺骨的严寒。继吴石案之痛之后，他和家族还将承受更加深重的苦难。
刘咏尧的二兄之子，刘国毅，系香港地区长期投身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1950年代初，他因返乡探亲之故，向当局提出赴台申请，并恳请时任“国防部次长”的刘咏尧为其出具担保。刘咏尧基于亲情，为他撰写了担保信，助其顺利抵达台湾，并在国防部下属机构谋得职位。然而，刘国毅抵达台湾后，因涉嫌传递情报，遭到台湾情报机构的严密监视。在吴石案审理完毕后，其真实身份被揭露，于50年代中期遭受极刑。
刘国毅遭受处决之后，台湾当局以其“知情不报”以及“庇护共谍”的罪名，对刘咏尧展开深入调查。尽管刘咏尧坚称对侄子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然而，鉴于其在国民党中的高层地位及过往的担保关系，他仍旧难逃追责的命运。最终，刘咏尧被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缓刑两年执行。此判决令刘咏尧在政治舞台上彻底边缘化，迫使他不得不退出国民党军政的核心圈层。
1951年四月，刘咏尧先生于台湾大学兼职教授军事理论。随着课程的推进，其内容也逐渐从《国防战略》转向了《战争与和平》。据台大的学子们回忆，刘先生在课堂上时常会突然停下讲授，指向窗外那挺拔的椰子树，感慨道：“吴将军昔日在南京，亦钟爱种植此树。”
1968年，因为公开反对“反攻大陆”演习，刘咏尧再次受到打击，从那之后，他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这二十年来，他过得低调隐居，唯一保持的习惯就是每个月去台北市立图书馆抄写《四库全书》，特别专注于校勘文天祥的《正气歌》的不同版本。这种几乎像苦行的行为，被他的长子刘纬武理解为“用文字来赎罪”。
1993年，年届八旬四岁的刘咏尧，尽管面临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依然以“和平统一协进会名誉团长”的身份，毅然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访问之旅。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他难得地谈到了吴石案，直言：“这场审判并非纯粹的司法审判，更似一场政治角力。我们三位审判官，实际上已沦为了被告。”
“军人虽需服从命令，却绝不能丧失自身的良知。”
这段采访录像被台湾情报机构列为“禁播”影片，然而，其录音内容却意外地被收录在其孙女刘若英编纂的家族口述史《我爷爷》一书中。
刘咏尧步入晚年，虽偶感孤寂，然而精神世界却得到了些许慰藉。
他心慰，因孙女刘若英。
刘咏尧的长子刘纬文，毕业于厦门海军官校，曾执掌海军舰艇，后随父亲赴台。退役后，他投身影视行业，不仅创办了公司，还着手剧本创作。他与韩国华侨张树兰结为连理，育有刘若英姐妹。然而，由于感情纠葛，他们在刘若英年仅两岁时便选择了离婚。
“那就是大陆，爷爷的故乡在湖南醴陵，那里盛开着大片的油菜花。”这种不经意间渗透的家乡教育，使得刘若英自幼便对海峡彼岸充满了憧憬。
刘咏尧的副官们皆以“将军的将军”尊称刘若英，只因她总能令这位严谨长者绽放笑颜。曾有一日，刘若英私藏祖父上将制服，腰间系着木制手枪，于庭院中模拟阅兵姿态，举止间尽显军容。刘咏尧发现时，不仅未加责备，反而挺身行礼，此举使得全家人欢笑不止。这种亦师亦友的互动，成为了刘若英童年记忆中最温馨的篇章。
刘咏尧虽出身于军旅，却对文化修养情有独钟。他的书房内，《孙子兵法》与《昭明文选》并肩而立，墙上更是挂着他亲笔所书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在这样的氛围中，刘若英自幼便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晚饭后，刘咏尧便会为刘若英朗读《赤壁赋》，并对其中的军事策略进行详尽的解读；偶尔，他还会带着她去欣赏昆曲，教授她辨识“水磨调”的韵味与节奏。这种跨界启蒙，为刘若英未来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艺术与军事无异，均需勇气与毅力。”这样的开明心态，让刘若英在担任滚石唱片助理期间，对音乐始终保持着一腔热血。
此后，刘若英频繁赴大陆参与影视拍摄，每当提及此事，刘咏尧总会对孙女叮嘱道：“你去大陆拍戏，别忘了肩负着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使命。”
“别忘了，我们的根在醴陵……”
临别之际，祖父嘱托祖母唤刘若英为他献唱一曲。刘若英所吟唱的，正是祖父钟爱的《绿岛小夜曲》。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回忆道，当她演唱这首歌时，祖父的眼角泛起了泪光，之后便安详地离去了。
这绿岛宛如一叶扁舟，在月华的映照下轻轻荡漾，亲爱的，你在我心海中也随风轻飘。
刘咏尧离世之际，其长子刘纬武在整理遗物时，偶然间发现了一宗珍贵之物——父亲所保存的吴石先生遗诗的复印本，以及当年为吴石先生辩护时所撰写的手稿。
那纸张虽略显泛黄，却仍能清晰辨认，“若必杀之，请先夺吾阶”的字迹，依旧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