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迁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居民不过两千余众，“饭铺寥寥四五家，所用的碟子乃木头挖制，筷子则由弯曲的树枝制成；商店皆无招牌，若购买错物，欲寻原店退货颇为不易，盖因它们皆呈现着相似之污秽与破败之貌。”城内环境脏乱拥挤，尤其是厕所，其原始程度令人咋舌。
丁玲
在丁玲的纪实小说《医院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生动的细节：老鼠在天花板上往来穿梭，不时啃食着浆糊。竟有一次，一只老鼠不慎从高处坠落，恰巧砸在了正在沉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抵达延安的第一夜，于光远便遭遇了一场与跳蚤的激战，无奈之下，他只得逃离房间，抱紧被褥，在庭院里几根粗壮的原木上沉沉睡去。而原《人民日报》的社长胡绩伟，也曾记录下那段终生难忘的抗虫经历，与跳蚤展开了殊死搏斗。
独自栖身于那间陈旧的窑洞，臭虫的数量令人胆寒，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涌出，如潮水般向我发起进攻，这等情景实属前所未见，令人不寒而栗。起初，我以手指逐个击破，随后则用掌心奋力扑杀，手上沾满了恶臭的黄色液体，却依旧无法彻底根除。幸运的是，我随身携带了针线，急忙将携带的床单缝制成一个口袋，将自己包裹其中。即便如此，我还是辗转反侧，直到天色将亮，才勉强迷糊了一会儿。清晨醒来，却发现床单上布满了斑斑血迹。
在延安，居民们一律身着制服。冬季，每人发放一套保暖的棉衣裤和棉鞋帽；而夏季，则仅发放一套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被发放（但后来每年每人会发放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这一变化常常引发不少趣事。记得有一次，田家英在夏日前往延河沐浴，恰逢一群女洗衣工路过，他在河中挣扎着无法起身，原因是他那条仅有的裤衩刚刚被洗过，正晾晒在河滩之上。
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仅提供两套服装：夏季是一套简便的军装，而冬季则是一身厚实的棉质军服，中间并无换季的衣物。巧手的女学员们则将棉花巧妙地取出，制作成夹衣以供使用。若有人携带了多余的衣物，她们便会慷慨地赠予那些衣物短缺的同学。每当得知有学员将奉命前往大后方工作，那些来自大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立刻拿出各式旗袍和大衣，供她们挑选穿着。
在陕北公学及抗大，七八名学员共挤一孔窑洞的土炕，仅铺有一层茅草，拥挤程度使得翻身都变得异常艰难。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卧位仅有一尺半宽，夜间起身后，常常发现床铺已被他人占据，需小心地挤入，方能重新占据一席之地。男生的炕位也仅有二尺半。那些习惯蜷缩入睡的学员很快便被告知必须改正，学会以直腿挺身而眠。
“我们还是‘共产’吧！”于是，一面镜子变成了多面，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此外，每个人腰间都常挂着一个由罐头盒改制的大茶缸，女生们用它来用餐、饮水、刷牙洗脸，甚至用它来洗脚和擦拭臀部。
“一旦有文化人从邮局收到来自重庆、香港乃至上海孤岛的稿酬，便会召集朋友们，三三两两，将这笔钱平均分配。”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抵达延安，每月仅能领到2元的津贴。即便如此，他最多也只是去街头的小吃摊花费5分钱购买一碗醪糟鸡蛋作为小憩之食，而几毛钱买来的花生也常与数人共享。
“这里的日常饮食仅限于两餐，且只有简单的小米作为主食。……当手头宽裕之际，他们会前往镇上的一家饭馆，将积蓄尽数挥霍在香甜可口的八宝饭之上，只因他们对甜食的渴望太过迫切。”
冼星海
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期间，他特地要求光未然为他购置了两斤白糖。一切准备就绪后，冼星海盘腿坐在炕前，着手进行创作。他一边将白糖抓起送入口中，一边从那根超长的烟杆里吐出袅袅烟雾，而他的妻子钱韵玲则在旁边为他精心熬制着“土咖啡”。正是在延安那间简陋的窑洞里，这首承载着时代精神的乐章应运而生。
王紫菲，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中提及，抵达延安后，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对食物的渴望。彼时，她囊中羞涩，漫步于延安街头，每当看到摊位上那如雪般洁白的面馒头，她的心便为之所动，几乎忍不住想要偷几个来尝尝。记得有一次，她和三位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一同逛市场，她们的钱包里总共不过区区2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她们将瓶子划成三份，小心翼翼地先用舌尖舔尝，那种酸中带甜、香气扑鼻的味道，让她们觉得无比珍贵。然而，她们终究没能忍住，像小狼一般贪婪地一口气喝下了自己的那份。由于当时空腹且无任何油水，其中一位女生在回到窑洞不久后，便遭遇了剧烈的腹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呕吐不止。从此，这位女生便再未触碰过醋。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在参加完一场晚会后，腹中饥饿却无食可果腹，便将白天用以糊窑洞窗户的半碗面粉调制成糨糊，权且当作了夜宵。华君武在晚年回忆道：“尽管已过去43年，那碗浆糊的美味仍历历在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浆糊常常能成为我夜宵的选择。”
“这是什么馅料？”
在延安，众多新婚夫妇受限于条件，婚后仍需分居在集体宿舍之中。唯有在周末，他们方可申请入住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团聚。尽管当时延安的公职人员享有免费住宿的待遇，但夫妻俩若想在“青年宿舍”共度周末时光，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曾回忆道：“屋内仅有一张床铺，被褥需自行携带，且不提供餐饮，住宿费用为每次五角。每逢周六，年轻的夫妇们便会携带被褥前来过夜，翌日清晨，他们又背负行囊，重返各自的战斗前线。”
即便这种短暂的夫妻关系，亦让延安众多单身汉心生艳羡。
为弥补众多高级将领因军务繁忙而错失的青春年华，中共中央积极鼓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那个时期的延安，师级以上军官中，高达80%的人选择了恋爱、结婚、组建家庭并养育子女。然而，对于许多知识女性而言，老干部们似乎更习惯于日常的饮食、休息与战斗，而谈及恋爱，她们却觉得颇为乏味。
1936年，马海德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行至陕北，于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中共中央的保健医生。自此，他开始倾心于延安一位美貌的鲁艺学员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
“若谁敢带走苏菲，须留下过路之资！”随之涌上前去，将马海德拦住，搜出他口袋中的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喜结连理。
士兵（班长）每月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而团长及以上则均为5元。至于知名文化人士与大学教授，津贴则在5至10元之间。王实味与陈伯达的月津贴均为4.5元。冼星海的津贴为每月15元，其中包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月薪统一为12元，助教则为6元。所发放的津贴均为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兑换两条肥皂、一条半牙膏、两斤肉包子或十几枚鸡蛋。“在最艰难的时期，连这微薄的津贴也一度被暂停发放。”
冒舒湮所述：“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之饭菜，均为同一锅所煮。”
在延安，纸张与笔的供应极为匮乏，每人每月仅能分配到五张纸。然而，对于作家们，则享有特殊优待，其领取纸笔的数量并无限制。1940年1月，入党仅四个月的范文澜应张闻天的邀请，抵达延安并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负责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的妻子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庭主妇，不识字，初到延安便感到诸多不便，且时常牵挂家中物品，时常默默流泪。张闻天夫妇时常前来看望，并派专人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月还发放4.5元的津贴。范文澜最感棘手的难题是书籍的匮乏，张闻天得知后，便安排地下党将范文澜的藏书从家中运至延安，共计五六十箱，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书。范文澜对此深感感动。
1938年，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将被处以极刑。随着货币的持续贬值，贪污金额超过500元的犯罪者将面临枪毙的严厉惩罚。
在延安，文化人中流行一种独特的习俗——“客请”，意即延安居民生活颇为拮据，往往由外来宾客承担宴请之责。1938年5月初，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邂逅了医生马海德，并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共进晚餐。沿途，诸多人向马海德致以问候，马海德便邀请他们一同赴宴。他如此慷慨地利用我的好客之心，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因为他深知我并不拮据。当我们抵达餐馆时，身后已尾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沉浸在聚餐的欢乐氛围中。众人各自挑选了喜爱的菜肴，享用完毕后便各自离去。
1936年秋季，刘英不幸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体温持续攀升，延安地区却无药可用，她唯有寄望于“千万别引发肺炎”。被隔离在窑洞中，她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每日仅以小米粥汤为食，全凭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丈夫张闻天既心痛又焦虑，每日早晚两次透过窗户纸上的破洞，向她传递关怀与慰藉，不时轻声安慰，并将自己的全部津贴悉数交给警卫员，嘱其购买鸡蛋熬汤，以供刘英滋补身体。
张闻天
刘英好奇地询问警卫员：“听闻天的五元津贴全给了我，他自己该怎么解决饭食？”警卫员眼含泪水，哀伤地回答：“他只能靠那红锅炒白菜度日。”
二十余天后，刘英逐渐康复。
曾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的郭滴人，亦如刘英那般高烧不退，然而他未能挺过难关，不幸英年早逝，终年仅有29岁。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回忆：
“我于1940年代末抵达延安。彼时，延安最为独特的景观，莫过于延河两岸男女的情景。女大与党校相对，每日晚餐后或是节假日，沿着延河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女同志们常以蓝斜纹布制成的带耳帽子作为装束，即便在晴朗的日子里，她们也会将耳朵遮盖起来。其中，围巾的款式最为讲究，色彩斑斓，虽不及都市之繁华，却也略呈追逐时尚之态。”
“男性同胞们最为典型的着装，便是那件白净的短皮袄，搭配着布料或毛绒围巾环绕颈部。当年所发放的鞋子质量上乘，为高筒设计的黑色布棉鞋。”
坦白而言，在这段时间里，自由主义的思潮已悄然弥漫。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非是文学与爱情的话题。文学与爱情，二者息息相关，成为了人们口头常谈的词汇，它们代表着“灵魂之美”，象征着“文学气质”。
“在延安，青年们的诗作数量尤为众多（如《大众文艺》等文学刊物，其中75%至83%的内容为诗歌）。”文艺青年们聚首一堂，不是夸赞某人的文章写得多么出色，便是批评某人的文章如何不得当。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立下誓言：拒绝嫁给老干部。然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与老干部之间，众多知识女性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如此描绘了延安女性的困境：
女性的婚事总是引发众人关注，却难以满足众人的期待。画家们对此进行讽刺：“连一个科长都结婚了？”诗人亦感叹：“在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这里找不到美丽的伴侣。”但她们也曾在某些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论：“简直是瞎了眼，看不起我们的老干部，说我们是土包子，若非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怎能在延安品尝到小米？”
四十余岁的江西籍老红军与一位城市姑娘喜结连理。这位老红军曾担任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在奔赴前线途中，收到了一位女学生的深情来信，信中末尾诚挚地写道：“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
部长手持信件询问信使：“她托我转交的物品，现在何处？”
捎信人困惑：“没捎东西？”
部长指着信件：“这不正是送给我的一份珍贵礼物吗？这东西究竟是在何处找到的？”
这则故事迅速演变为“老红军”与“女学生”联姻的传世佳话。
一位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延安的浙江大学女学生，通过组织的牵线，与一位出身于佃农家庭的老干部结为连理。起初，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遵从组织的安排，每逢周末便回到老干部的窑洞中，然而常常是整夜无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
某日，她邀请丈夫在月光下漫步，却被丈夫以玩笑口吻评论道：“这月亮有何吸引人之处，不过是个圆圆的烧饼罢了。白天已辛勤劳作，夜晚外出闲逛又有何乐趣？”浙大女学子泪眼朦胧，悄无声息地离去，留下了一首诗：“嫁人未解真意，竟将明月喻作烧饼；从此不再期待周末，春宵空留千金价。”此后，她再未归来，即便组织多方努力，也无法将其劝回。
“春花秋月空留情，天上人间皆是幻；寒风凛冽花月难御寒，饥馑之时一饼胜过千金。”
在延安时期，局势相对安宁，组织方面亦积极倡导干部与官兵妥善处理“个人问题”。干部们自然期望寻得一位颇具气质的伴侣，而若要拥有“气质”，便需有所学识、有所读书。米脂县作为陕北地区的首富县，绝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的女儿都接受过教育，因此，这片土地成为了红军干部挑选配偶的热门区域。在军中，米脂县被誉为“丈人县”。
1938年，在山西汾阳东南地区，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仅用一块银元雇佣了一位当地老乡，协助他购置鸡蛋。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以这样的微薄代价，换回了20斤鸡蛋。此后，一位善良的老乡为尚未成婚的杨团长牵线搭桥，介绍了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她不仅高中毕业，而且双方均表示满意。然而，姑娘的父亲却提出了100块银元的彩礼要求，而杨团长所能提供的最多不过是几百斤粮食，对方最终并未答应这门婚事。
杨得志随后晋升为344旅的代理旅长。在跨过汾河之前，他曾意图将这位姑娘一同带走，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主要缘由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未能凑齐那100元银两。
女性资源稀缺，男性间的竞争因而愈发激烈。萧军在与萧红解除关系后，曾与丁玲陷入爱河，随后与年轻女演员王德芬订下婚约，最终辗转前往延安。
抵达延安后，王德芬似乎又与萧三走得甚近。在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中，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约十余人出席。萧军从靴筒中拔出一把匕首，猛地往桌面上猛力一插，大声道：“萧三，我要杀了你！”此言一出，众人皆感惊恐，面面相觑，一片寂静。
老实人艾思奇缓缓开口：“萧军，你有何见解，不妨直言，切莫过于粗鲁。”闻言，萧军方才将匕首收回。
1938年，年仅十六岁的何鸣踏入抗大校门，即刻成为了众多人心中的理想人选。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脱颖而出，得益于他不久后便兼任了卫生所所长，从而与何鸣这位女护士有了更多“正当”的交流机会。
聂凤智的表白如此真挚：“身为党员，你我同属一党，且均无传染之虞。我们双方均心甘情愿，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强迫。”
聂凤智年方十五便投身军旅，对战斗充满热情，身中枪弹11处，受伤8次。何鸣评价道：“他勇猛作战，仅此一点便足以赢得人们的喜爱。”
在1940年的新年伊始，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于晋察冀地区喜结连理。婚礼由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亲自主持，餐桌上虽仅有大白菜与豆腐，却洋溢着欢声笑语，场面甚是热闹。
何方回忆：
“自整风运动启动之初，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便受到了冲击。在整风期间，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停滞，连那些过去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也纷纷进行自我批评，仿佛未曾涉猎理论的人反而显得更为清白，至少他们无需承受检讨之苦。”
即便是一些资深干部，例如担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彰显对教条主义的决裂，竟然将部分马列经典抛掷于窑洞之外……那些曾经被视为珍稀的马列著作，此刻却变成了无用之物，多余的负担。于是，有人便将这些书籍携至南门外的新市场，以废纸的价钱论斤出售。
师哲揭发康生夫妇。
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起居，无不由秘书全面打理，甚至包括日常的洗浴与足浴。康生在饮食标准上虽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却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要求。例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家中地毯均为从中亚地区带归；衣物，尤其是大衣与外套，必须是莫斯科制造；而办公桌上，各式干果——花生、核桃、杏仁以及柿饼等，更是不可或缺。
尽管如此，他仍旧频繁地向他所负责的社会部抱怨，以期获得特别的关照。
延安，被誉为革命的神圣之地，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意外地隐藏着康生这样的个别“身影”。这听起来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
他时而品味咖啡，时而畅饮美酒，虽非频繁，却颇具酒量……因怀才不遇，他常借酒消愁。一日，他将米大夫邀至住所，取出珍藏多年的法国与英国佳酿，一番热闹之后，直至夜幕低垂，二人皆醉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