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山东根据地的革命往事，知道黎玉这个人的肯定不少。说真的，一讲起山东根据地的历史，黎玉这个名字就一定会被提起。
黎玉在1906年来到了这个世界，地点是山西的崞县，也就是现在的原平市，一个小县级市。据黎玉自己说起，他的爷爷每天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积攒下了七八十亩的地，在当时，“也能算是个挺有钱的农户了”。
黎玉10岁那年，开始上私塾读书，14岁时考进了镇上的好小学，17岁又考进了县里的中学。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闹得轰轰烈烈，黎玉和同学们一起上了街，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革命生涯。那时候的山西，被阎锡山管着，革命的人不多，力量也小。但黎玉很会领导大家，所以到了1927年秋天，大家就选他当了中共崞县特别支部的书记。
之后，因为党员的身份被发现了，黎玉他们被关进了监狱。不过，他们在牢房里面偷偷商量好了说辞，所以最后没被判罪。
从监狱出来后，黎玉他爸担心他又去搞政治，硬是要他去西安学经商，但黎玉死活不同意，他坚持要去北平念大学。由于黎玉是家里的独苗，他爸妈最后也只能依了他。
到了北京后，黎玉接着投身革命，接着又到天津、石家庄、唐山这些地方去干活，他当过天津市委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还有唐山市委书记。在唐山管事那会儿，黎玉他们带头组织了开滦五矿3万多人的大罢工，这事儿连毛主席都夸做得好。
1936年开头那会儿，山东的党组织跟北方局搭上了线，北方局随后就让黎玉去山东，当上了省委书记，任务是重新把山东省委建立起来。黎玉从那时起，就跟山东有了扯不断的联系，那时候他还只是个30岁的小伙子。
1936年5月1号，黎玉在济南城外的一片墓地里，召开了重建山东省委的头一次大会，把中央和北方局的命令告诉了大家。打那以后，老是被敌人打压的山东党组织，在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后，又有了新的开始。
没过多久，抗日战争就打响了。守山东的韩复榘没打就跑了，让日军轻易地进了山东。黎玉瞅准时机，派了很多党员和干部到山东各地，号召老百姓起来反抗。他们在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这些地方，一个又一个地发起武装起义，慢慢地建起了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这些小块的抗日地盘。
1938年4月份，黎玉接到任务去了延安，给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情况。那时候，毛主席对黎玉的工作大加赞赏。听了黎玉的意见后，中央决定把山东的起义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叫做“八路军山东纵队”，还从延安调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支援山东。这个山东纵队由延安来的张经武负责指挥，黎玉呢，就当了政委。
1939年，中央又派了朱瑞和徐向前到山东，他们利用山东纵队和八路军115师里罗荣桓、陈光的部队，一起建起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到了1943年，中央军委说要建个新的山东军区，就让罗荣桓当司令员和政委，黎玉当副政委。罗荣桓还成了山东分局的书记，黎玉是副书记。打那以后，黎玉作为罗荣桓的好战友和帮手，为山东根据地的新发展立下了大功。
抗战结束后没多久，罗荣桓同志就带着山东的主力军队去了东北，中央就安排黎玉同志临时负责山东分局的书记工作。那时候，黎玉同志一边大力配合主力军队北上，一边又赶紧用剩下的地方军队为班底，很快地把山东解放军的主力给重新组建了起来。
后来，陈毅等人带着新四军到了山东，建立了华东局，饶漱石做了华东局的书记，陈毅和黎玉则当上了副书记，他们一起管着山东和华中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党、政府和军队的事情。黎玉后来还当过新四军的副政委、山东军区和华东军区的副政委。在陈毅的指挥下，他为打败蒋介石的全面和重点进攻，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解放战争那会儿，山东根据地不光把自己的活儿干得漂漂亮亮，还给全国各地的战场和战友部队送去了好多士兵和东西，就连延安也收到了他们大量的钱和物资。记得罗荣桓带着队伍往北走的时候，山东可是调出了最厉害的6万多精兵呢。就说解放战争这段时间，山东有59万人加入了军队，还有700多万民工在前面支援。这事儿，陈毅同志都夸过：
我闭眼之前，心里还惦记着山东的老乡亲们。有人讲山东的党组织不行，我觉得这话不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战士们拼出来的，也是靠山东的老乡亲们用车拉、用肩挑支援出来的。难道没有山东的党组织，老百姓就能天生有这么高的觉悟吗？
可以说，山东能取得这些大成就，黎玉可是功不可没的。
可是，为啥在山东革命史上那么关键的黎玉，建国以后就变得没啥名气，很少有人知道了呢？黎玉老年时在回忆录里用“康饶作乱”这四个字来说明原因。
1948年，山东地区在饶漱石和康生的带领下，重新检查了一遍土地改革的情况。在这次检查里，他们冤枉了黎玉，给他安上了宗派主义、搞小圈子、还有走富农路线的错名头，但这些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故事得从1946年开始讲，那一年，中央跟着历史的大流，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五四指示》。这个指示说，咱们以前的减租减息政策得改改，得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分给农民。不过呢，也说了“富农的土地大多不动”，“中小地主嘛，生活上也得给点儿照顾”，“还有啊，主要任务是减租，地主自己种的地就先别动了”。《五四指示》对我党来说，那可是个大事儿。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要是没那上亿拿到土地的农民支持，解放战争想赢，门儿都没有。
黎玉回到山东后，华东局就照着《五四指示》的意思，出了个《九一指示》。到1946年底，山东已经有上千名农民拿到了土地，这成果相当不错。
不过，1947年的时候，饶漱石从东北回到了山东，康生也从延安赶到了山东。黎玉回想起来说：“饶漱石和康生其实清楚当时的土改情况，康生在延安还帮忙起草了《五四指示》。但他们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不对，还称山东党是偏向富农的‘富农党’，走的是‘富农路线’。黎玉当面跟他们争论过这事儿，可他们俩压根儿没往心里去，还是按自己的那一套来。”
从47年6月开始，两个人对黎玉的指责越来越厉害，他们称黎玉“老觉得自己能代表山东，把管的那一块地方当成了小王国”，又说黎玉“骄傲自大，啥都觉得自己对，一个人说了算，不听别人的意见，总想着抬高自己，到处宣扬自己比党还厉害，简直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典型。”
说起这些指责，黎玉是这样回应的：“山东根据地在战争中的付出，大家心里都清楚，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多次夸奖过。在山东的那些领导，像朱瑞、徐向前、罗荣桓、肖华他们，都是一起共事好多年的老伙伴了，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搞过什么小圈子、小团伙的那一套。”
黎玉觉得，饶漱石作为华东解放区的大头头，政治气度实在太小，跟徐向前、罗荣桓他们比起来，真是差远了。他想起饶漱石刚到山东那会儿，一下车就嘀咕：“我刚踏进山东地界，就觉得这味儿不对，跟进了臭烘烘的厕所似的。”
黎玉觉得康生这人爱玩弄手段，老爱找别人的茬。
1986年3月13日，中央推翻了1948年华东局对黎玉所做的决定，并为他恢复了政治上的好名声。后来有人好奇地问黎玉，对方那么不讲理，你咋不跟他们一直争到底，反倒要违心地去认错呢？黎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原因。首先，那时候我们正忙着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这可是关乎整个战局输赢的紧要关头，得大家齐心协力才行，咱内部可不能出乱子。再者，我那时候手头管的事儿多，财政啊、粮食啊、支援前线啊，都得考虑，都得围着战争大局和领导班子稳定来转。还有，我在山东干了这么久，山东的同志们都了解我、信任我，我说话做事直接影响着下面的情绪呢。另外，饶漱石、康生这俩人根本不讲理，我要是跟他们硬碰硬，那不就得闹得满城风雨，说不定还会让山东和华中两个地方的干部们对立起来。所以啊，为了不让队伍散了，保证战争能赢，我也只能先放下个人的事儿，顾全党的大局了。
1949年5月上海被我军解放后，黎玉跟着华东局的安排去了上海，他当上了上海市委的秘书长，还负责市政建设委员会，管着市委的劳动工资处，并且还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农业机械部都当上了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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