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只想专心研究数学，远离政治纷争；他一直努力保持内心的纯净，不被外界影响。但到最后，他还是被卷入了政治——“正直的人变成了政治人物”。
毛主席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1973年的春天来得很慢，快到2月底了，水面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
陈景润穿着厚厚的棉衣去医院看病，途中遇到了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声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毕业后直接带着铺盖卷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性格直率，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也遭受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
或许是担心自己时日无多，陈景润悄悄向罗声雄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已经解决了‘1 2’的问题，但又害怕发表后遭到批评。”
罗声雄安慰道：“只要你证明的是真的，就不用害怕。”
陈景润还是不敢把论文拿出来。这些年，他因为专注于研究工作，遭受了不少打击，甚至被迫跳楼和接受专政。这样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的一位军代表来到数学所视察工作。这位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老将军。罗声雄和他聊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猜想”推进到了“1 2”。
将军对哥德巴赫这个人一无所知，也不清楚他提出的那个猜想有什么用，到底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1742年提出了一个猜想，意思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相加”。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将会对数学研究尤其是数论领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提出以来，200多年间，许多数学家都梦想着能证明它，它也被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后来，陈景润把这个问题推进到了“1 2”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在国际数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轰动。
将军一听非常激动，问道：“他已经写好论文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呢？”
“他不敢拿出来，怕别人批评他。”罗声雄说。
“他在哪儿住？你领我去见见他。”将军说完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罗声雄敲了敲88号楼的小屋门，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陈景润微弱的声音：“谁啊？”
“是我，罗声雄。”
门“吱呀”一声开了，罗声雄后面跟着一个军人，陈景润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将军开心地笑了，他轻轻拍了拍陈景润的肩，说道：“年轻人，我听说你有一个很棒的研究成果，别紧张，大胆地展示出来吧。”
陈景润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他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将军走了，他关上门沉思。虽然这位老同志是院里的军代表，支持他将论文拿出来发表，但要是以后军代表走了，有人会不会找他的麻烦？想到这里，他又一阵后怕。陈景润还是不敢把论文拿出来。
过了几天，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年轻人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研究，可是他不敢把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
当初，军代表返回后向院里的领导汇报了陈景润的情况。
不久，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会上，武衡提到：“数学所里有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没过多久，科学院上下都知道了他提到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发言在中科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质疑，为何要宣传像陈景润这样的所谓白专典型，这不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还有人不服气地说：“他能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也不关心政治的话，我们也一样能做到。”
陈景润拿出了他的论文，但围绕着这篇论文是否能够发表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激动地表示：“陈景润的研究内容都是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不应该发表。如果要发表，必须经过全所的讨论和同意。”他们还把问题上升到原则层面，说：“发表陈景润的论文绝对不行，这涉及到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树立什么样的旗帜，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人勇敢站出来说：“哥德巴赫猜想是个世界难题，陈景润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应该尽快发表。”他们生气地说：“你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连陈景润这样的人都不敢支持，那你们还想解放谁？”
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尽管面临压力，还是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可表示为一个素数和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
随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布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成果》，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研究发现。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一位领导的注意，他要求科学院为陈景润的论文撰写一份详细的摘要。到了4月20日，科学院把陈景润的“1 2”论文放大打印在大纸上，一起送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陈景润证明了“1 2”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惊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用现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 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位外国数学家给他写信说：“你移动了大山！”
有位数论专家激动地说：“陈氏定理可以说是筛法领域的巅峰成就！”
当消息传到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伯斯特感到非常震惊。他和李希特正在一起完成《筛法》这本书。哈伯斯特迅速通过在香港的朋友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副本，并在《筛法》中新增了一章，命名为《陈氏定理》。在这章的开头，他写道：“本章的目的是证明陈景润的这个令人惊讶的定理，我们在前十章已经印刷后才发现这个成果；从筛法的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光辉的成就。”
那天，科学院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党员干部会议，新华社的女记者顾迈南也在现场。当武衡提到有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时，顾迈南感到非常兴奋。几天之后，她和摄影记者钟巨治一同前往科学院，打算采访这位名叫陈景润的研究人员。
听说是要采访陈景润，有人议论说：“他是个特别的人，除了数学什么都不懂，也不关心其他事情，还被称作‘白专典型’。尽管他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把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了‘1 2’的阶段，但有人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武主任在报告中也只是间接提到他。”
“既然是‘白专典型’，陈景润有没有说过反对党或社会主义的话？”顾迈南问。
看起来他并没有参与任何反动活动，只是不太关注政治。举个例子，有一次在中美建交后，他所在的数学研究室召开了一次讨论会。按照规定，每个人都要发言。陈景润没什么可说的，便批评了美国帝国主义，说他们的野心不会轻易放弃。旁边一位同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在他耳边轻声说：“中国已经和美国建交了，毛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陈景润顿时愣住了，嘴里重复着：“真的有这样的事……”
顾迈南和钟巨治再次来到了数学研究所。他们找到了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声雄详细解释了“1 2”这个成果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他们，陈景润不太关心政治，也不参加活动，但没有反动的行为。最后，他还告诉两位记者，陈景润身体状况很差，中关村医院的医生曾多次提醒数学研究所，要防止陈景润在家里去世而无人知晓。
两位记者在采访后讨论了陈景润是否属于“白专”类型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陈景润无疑是“专”的代表，他的多项科研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是否算是“白”的代表，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毕竟，陈景润的研究成果领先于世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记者们决定将这些情况写成内部报告，真实地向国家和党汇报。
那晚，他们各自快速完成了两份内部报告。一份名为《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世界级科研突破》，另一份则是《关于陈景润的具体情况》。在“具体情况”中，他们提到了陈景润的艰难处境和他的健康问题，强调他病得很重，需要紧急救治。报告中还引用了某人的观点：“×××提到，对于像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类理论研究工作，希望中央能够明确态度。”
这两篇内参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看了后圈了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理。
凌晨两点，几辆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车门打开，一群人急匆匆地走了下来，领头的两位分别是武衡和数学所的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快步走上三楼，轻轻敲响了小屋的门。
陈景润还在灯下工作，听见敲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了，他就一直很害怕。他赶紧把数学书和稿纸藏起来，然后才开门。门口站着很多人，陈景润很紧张，不停地解释：“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前，微笑着说道：“别担心，我们是带你去做个健康检查的。”
陈景润愣住了，瞪大了眼睛：“要去体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多年，他一直被冷眼相待，遭受排挤和打压，几乎没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看了看半夜突然到访的这些人，心里满是不安和怀疑。
大家簇拥着陈景润上了车。轿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飞快行驶，很快便进入了清华大学的校园。
陈景润被领进了一间亮堂堂的屋子。屋子里坐着几位他不认识的人，陈景润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这时，有人对坐在沙发上的一个男人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了起来，手里握着陈景润的手，上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探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严重？”
“谢谢你，谢谢你。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但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当时在教育科技界很有权势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告诉陈景润，毛主席和江青有指示。陈景润很受震动，他没想到毛主席竟然亲自关心他的身体。他激动得嘴唇颤抖，一遍遍地说：“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那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生们赶紧给陈景润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陈景润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会诊结束后，天已经大亮了。武衡亲自把陈景润送回了88号楼。这时候，88号楼的住户们正在互相传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因为偷听敌台被带走了！”
话说，昨天晚上，有几辆奇怪的小轿车停在楼下，被88号楼传达室的值班阿姨看到了。她心里嘀咕，陈景润那家伙半夜被带走，能有什么好事呢。
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跟着院里的领导。大家都凑在一起议论纷纷，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惊讶。
陈景润无暇顾及别人的闲话，心里感到很沉重。最初的兴奋已经消失，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忧虑。
他没回自己的小屋，直接去了李书记家。李尚杰正准备去上班，看到陈景润一脸愁容地走了进来，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景润把昨晚的事情都告诉了他，说：“他们让我去医院，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李尚杰劝他道：“你的病挺严重，得赶紧住院。老是发烧可不是办法，拖久了对身体不好。不管怎样，先把病看好。”
毛主席的指示一下，科学院里可热闹了，大家纷纷议论。人们互相传递消息，那些头上戴着各种帽子的知识分子们心里也很激动，特别高兴。连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也得到了释放，好像天都要亮了。
不过，也有人对此非常不满：“陈景润是个只专不红的典型，这样的人不应该被推崇。中央领导指出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这些人组织了一些党员给中央写信，指责那些反映问题的人夸大陈景润的优点，谎报情况，欺骗中央和毛主席，还说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和意义。
这天下午，李尚杰突然接到通知，要赶紧送陈景润去309医院住院。他急忙跑到88号楼，告诉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说六点钟会有人开车来接他去医院。
晚上六点，车按约定时间到了楼下，但小屋里却没看到陈景润的身影。李尚杰在楼道里找了找，没有发现他，又下楼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这时，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询问陈景润是否已经去医院了，这让李尚杰更加焦急，于是他让数学所里的人都帮忙一起寻找陈景润。
大街小巷的人都在喊着陈景润的名字，这是陈景润有生之年第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周围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看到陈景润。研究所的老葛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天色已晚，他看见陈景润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棉大衣，戴着一顶棉帽，帽檐低低地垂着，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在桥下慢慢走来走去。
“小陈，大家都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赶紧回去吧。”老葛大声喊道。
听见老葛的声音，陈景润立刻朝与数学研究所相反的方向走去。老葛见状急忙骑车追上来，拉住了他的手。
“我决定不回去了……”陈景润努力地说道。
老葛身体非常健壮，小明怎么努力也挣脱不开。于是，老葛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单位打了电话。回头一看，发现陈景润正蹲在地上哭得抽泣，满脸都是泪水。
他嘴里低声说：“在困难的63年，我把自己省下的粮票捐给大家，结果却被说是在腐蚀拉拢工人阶级。66年和67年，我哪一派都不参与，一句话都不敢说，结果还是被关进了专政队。……住院要花好多钱，万一运动来了，会怎么样呢？”
老葛这下才搞清楚，陈景润不愿意住院，是因为害怕运动期间受到迫害。
车来了，老葛费了好大劲才把陈景润劝上了车。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小车离开了城区，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公路向位于黑山扈的解放军309医院驶去。陈景润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他的命运会与这个医院的一个女人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一路上，陈景润裹在棉大衣里，一脸愁容。突如其来的命运变化，并没有让他感到兴奋和快乐，反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命运此刻把他推向了高峰，什么时候又会把他拉入低谷。多年来，尽管他尽力把自己关在数学的世界里，但还是亲眼见证了政治运动一次次的起伏，看到了身边和不熟悉的人命运的起起落落。当年，熊庆来先生被誉为一代宗师，名声显赫，但后来却悲惨地跳楼自尽；华罗庚先生也曾春风得意，但后来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就说他自己吧：60年代初，他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立为“安、钻、迷”的典型。谁知道，文化革命中，“安、钻、迷”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他在数字的世界里游刃有余，却无法理解这个性格乖戾、黑白颠倒的社会。他害怕命运的大起大落，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
到了医院，进了病房，陈景润仍不肯住下来。他站在病房中央，嘴里嘟囔着：“我不住院，要住院，去中关村医院，我不住这里。”
送他去医院的人非常着急，因为住院以及住哪家医院都是中央领导决定的，怎么可以随便改变。经过他们的一番苦劝，陈景润最后同意留下来住院。
护士给他拿来了医院的病号服，让他把旧棉大衣换下来。但他紧紧抱着那件旧棉大衣，说什么也不愿意换：“我就穿这个，挺好的。”
护士为难地说道：“这可不行，你身上的衣服太脏了，得换下来才行。”
陈景润仍然紧紧地捂着棉大衣不肯脱。
李尚杰和陈景润认识了快一年，对他的性格渐渐有点了解。这天，李尚杰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大衣里藏着什么？”陈景润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小声地说：“没，没别的，就是有点钱。”
因为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风波，陈景润总是感到很不安，总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赶出家门。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十元，他还是把大部分的钱都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天，李尚杰给他送来了一个保险柜。他把用报纸一层层裹好的积蓄放进去，这才安心。他心里想着，要是以后被撤了公职，有这些存款，至少还能继续搞研究。
陈景润的病情让医院考虑给他特别的护理。陈景润听说这种护理是按小时收费的，他坚决不要。他说：“我自己还能做很多事情，不需要特别护理。如果以后真的需要批斗，这样反而会让我的问题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陈景润在医院待了没多久就急着要回家。一方面，医院里的规矩让他不能看书，这让他感到非常不自在；另一方面，住院让他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他对来看望他的李尚杰说：“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住下去就会被说成是小病大养，到时又要被批斗了。”
住了好几个月后，陈景润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又开始嚷嚷着要出院。他对医护人员说：“如果你们再不放我走，我就自己溜出去，雷锋不就是自己离开医院的吗？我也要学习雷锋的精神。”
陈景润终于回到了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继续他的“1 1”研究。
华国锋当时情绪有些激动。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陈景润成了科学院里备受关注的人物。
然而，陈景润带着几分胆怯面对大家的目光。自从出院后，他依然很少离开那间阴暗的小房间，继续专心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
此刻，小屋外狂风怒吼，乌云翻滚。持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打击了所谓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还破坏了文化、科学和经济。文化领域变得一片荒凉，科学界满目疮痍，经济状况也岌岌可危。中国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无数人心中共同的疑问和呐喊。
在挑选代表名单的过程中，当时身体不适的周恩来在广州，特地打电话给相关部门，推荐陈景润成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总理很有先见之明，当时国家已经动荡了八年，科技领域几乎停滞不前。他肯定了陈景润在科研上的不懈努力，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呼唤春天的到来。树立陈景润为榜样，就等于举起了一面闪亮的旗帜：科学落后的中国，需要无数像陈景润这样的人才。
周总理大概也没想到，他的建议竟然会遇到这么强烈的反对。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赶紧准备好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
数学所收到通知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大家的意见出奇一致：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这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在数学所的党委会上，大家一致决定不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
会后，他们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如实记录了党委的一致看法，认为陈景润不太适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陈景润完全不知道这些。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研究着哥德巴赫猜想。虽然距离“1 1”只差一步，但这一步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要跨过这一步，他不仅需要费尽心机，也许还要付出生命。
关于陈景润是否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讨论，在小屋外依然热烈进行，没有减弱的迹象。
一个上午，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刻去中南海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陈景润的病情再次恶化，又被送往309医院。
有一天，陈景润躺在床上输液。突然，有人通知他，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还说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让陈景润非常惊讶和高兴。多年来，他除了参加一些批判会和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民代表和中央领导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刚从大病中恢复的陈景润即将参加一个重要的大会。一大早，他就忙着收拾参会的东西。他从衣柜里找出一个老旧的大包，把数学书放在最下面，上面放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他还把病房里的报纸整理好，放在脸盆里，然后在报纸上放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之后，他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等待研究所派来的车，送他去前门饭店参加会议。
送陈景润去开会的是李尚杰，看到陈景润把那个旧旧的大包塞得满满的，他笑着说：“去开会，用不着带脸盆。”
陈景润固执地要带上那个装着《毛泽东选集》的脸盆。
“白专典型”他很害怕，陈景润去开会时也想出个好办法。他把数学书藏在下面，把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把自己装扮成关心政治的人。
车子到了前门饭店，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双手捧着一个脸盆，忍不住笑了，说道：“饭店里有洗浴的地方，不用拿脸盆过来。”
他还是固执地双手端着脸盆进了房间。
其实，陈景润真正想要的是脸盆里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他想要的是别人眼中的“突出政治”，但他内心真正渴望的，却是藏在大提包底层的那一摞数学书。
陈景润并没有被安排到中科院的中直机关代表团，也没有回到他的家乡福建代表团，而是被分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天津代表团。更让他意外的是，周总理竟然也在这个代表团，还跟他分到了同一个小组。
事情的真相是，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策划的。当时，有人反对让陈景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这让周恩来更加明白陈景润面临的困境，也让他意识到像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不易。于是，他特别指示会议筹备组，把陈景润安排到天津代表团，和他一起参会。这一安排无疑是对陈景润最好的保护。
这次大会非常令人激动和振奋。周总理在会上做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作报告。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多年，现在又回来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久违的词语“科学研究”和“发展技术”再次出现在大会的报告中。
这一切带来了春天般的希望。人们心想，这场漫长的变革或许就要结束了。
几乎每个晚上，单位都会安排活动，要么看电影，要么看革命样板戏。陈景润一个都没去过，等大家走后，他就从提包的底层拿出书，开始看书和演算。一听见外面有车声，他就赶紧把书藏起来。到了深夜，等同房间的代表都睡着了，他悄悄起床，悄悄走进卫生间，反锁上门，盖上马桶盖，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到很晚。
一天下午，代表团开始分组讨论。大家刚刚坐定，陈景润的目光被一个熟悉的人吸引。他擦了擦眼镜，仔细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周总理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面带微笑地走到大家中间坐下。他和大家亲切交谈，幽默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让大家感到很温暖。陈景润有许多话想对总理说，但还是不敢上前，他静静地坐在一边，幸福地看着，听着，笑着。
忽然，陈景润看到总理站了起来，微笑着向他走来。他的心跳加速，血往头上涌，不知该怎么办，也站了起来。
总理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一个亲切的兄长一样说道：“小陈啊，你还要好好学外语呢，以后咱们国家和英、美、日本这些国家肯定会有交流，少不了用得着外语。”
陈景润不停地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那个认为知识越多就越反动的年代，周总理的这番叮嘱对他来说，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周总理的话像雨露一样滋润了陈景润干涸的心。从人大会上回来后，他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说着说着，他便流下了眼泪。
陈景润没想到，他一心只想沉浸在数学世界里的人会卷入政治漩涡，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政治筹码。
有一天，迟群突然来到陈景润的住处，一番“亲切关心”后，要求陈景润站出来指责华罗庚窃取了他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华罗庚在他的中文版《堆垒素数论》中确实使用了陈景润关于“他利问题”的成果，但他已经在书的“前言”中明确表示感谢，并对陈景润等研究者表示了感谢。这本是一件明明白白、大家都知晓的事情，但有些人却别有用心，想借此机会攻击他们看不顺眼的华罗庚。
陈景润没有被骗，他用避开的方式拒绝了。
江青的批示却将陈景润推上了风口浪尖：“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
陈景润的处境变得相当微妙。
陈景润曾经住在88号楼，这是一座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住着单身汉和有孩子的家庭。楼道里堆满了煤炉和锅碗瓢盆，地方狭小，环境嘈杂，空气也不好。后来，一位中央领导要求中国科学院为陈景润找一间更好的房子，让他从那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锅炉房搬出来。
数学老师把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出租了，但是却要求按4个床位收费。每个床位8角钱，每个月需要交3.2元。
陈景润没有搬走。
让人感到压抑又不知如何应对的一年又过去了。
1975年春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提出了“安定团结”和“整顿工作”的方针。到了7月初，胡耀邦被委派到中国科学院负责整顿工作，为这个曾经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活力。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了88号楼。他穿过狭窄且堆满杂物的昏暗走廊，进入了陈景润简陋的住处。这间小屋空间狭小，闷热难耐，门外飘进来一股混合着油烟和尿味的刺鼻气息，还伴随着孩子的哭声、大人的责备声以及厨房用具的碰撞声。屋内充斥着各种噪音，污浊的空气让人感到憋闷。
胡耀邦皱着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相关领导为什么陈景润还要住在那种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一间房子。
那个人吞吞吐吐地说：“之前给他换了套16平方米的房子，但他就是不肯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道。
他不想付太多房租。
“多少钱？”
“每四个床位一个月就要交3.2元。”
胡耀邦听了，非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这样小气，只计较这点钱？不给他钱又怎么样？”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显得特别兴奋，强调要真心对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资源。
在中国科学院经历了将近十年的WG之后，仍然被一种保守的思想所影响。其中有煽风点火的人，有心怀不轨的人，有不懂装懂的人，还有那些真诚但行事愚笨的人。
胡耀邦曾经在科学院讲过一个寓意深远的故事。古巴比伦人想探索天上的秘密，决定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他非常生气，故意制造各种矛盾，让这些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团结，在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通天塔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他通过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仍然存在。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提到，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非常生气，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那些成天坐着不动的人强。”他还感慨地说：“如果中国有一千个像陈景润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啊！我们应该爱护、赞扬他。”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忙着要给陈景润搬家。
秋天，风儿带着枯叶吹拂，李尚杰和几个朋友来帮陈景润搬家。陈景润事先得知消息，愁眉苦脸地坐在床上。见李尚杰他们来了，他说道：“我不搬，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
李尚杰劝他说：“领导让你搬家是为了照顾你，想让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好。你先搬过去，以后有什么不适应再说。”
可是陈景润还是不愿搬家。
李尚杰发现劝说无效后，准备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临走时，他嘱咐那人：“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逃跑，不然该怎么解释。”
李尚杰回到单位，向领导汇报情况。领导明确表示，这件事必须得搬。
李尚杰对那些去搬家的人说：“搬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要把他的文稿和书籍弄乱了，也不要弄丢了。哪怕是一张纸也不能丢。”
他们走进小屋，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就一起把床抬了出来。陈景润追出门外，带着哭音喊着：“我不搬……”
他见他们要起床走了，扑上去用胳膊紧紧抱住床头，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泪水顺着他的瘦削苍白的脸颊流下来。
李尚杰看到陈景润紧紧抱住床头不放手，明白他们是不会搬走了，只好叹了口气对大家说：“今天就不搬了，算了。”
在场的人对陈景润说：“领导这么关心你，给你准备了大房子，你却不入住，真是狗坐在了轿子里还不知道人家抬举你。”
陈景润就是紧紧抱着床头，怎么也不同意搬走。就连李尚杰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固执。
这天晚上，陈景润来到了李尚杰家。还没等他开口，李尚杰就不高兴地说：“让你搬家，你为什么不搬？这不是让大家为难吗。”
陈景润一脸愁容地说：“李书记，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我不是不信胡耀邦同志，可这世事难料啊！今天分了大房间，谁知道明天又会变成啥样？你看，吴文俊、熊庆来、张宗燧这些老专家，不都从大房子里被赶出来了吗？他们好歹还有小房子住，可我呢，今天刚搬进大房间，要是明天再被赶出来，连这６平方米的小屋都没了，我怎么工作啊？李书记，您能不能帮我跟领导说说，就说陈景润想等大家都住得宽裕了再搬。”
陈景润在那个时候说了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多次出现在宣传他的文章里。文章中写道：中科院给他分了一套大房子，但是他坚决不去住，他说，等到大家住房都改善了，他再搬。
那天晚上，陈景润和李尚杰敞开心扉聊了很久，陈景润接着说：“不仅是上面的领导，就连你自己也说不准过段时间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五学科的书记。”
这话不幸被陈景润说中了。
76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听外语广播。正在这时，一个低沉而有力的男声开始播放《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突然瞪大了眼睛，显得很惊讶。社论里提到：“……最近，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歪曲事实、煽动翻案的言论，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路线的典型表现，这也再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漫长、复杂，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
“四人帮”掀起了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再次被免职，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了波及。左倾思想再次抬头，之前给陈景润扣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得意洋洋。中科院的墙上贴满了批斗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搬家，不然这次很可能就被赶出单位了。
陈景润不懂得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什么东西，也不感兴趣去弄懂。但他坚持一个原则：没见过的事不乱说，没根据的事不乱猜。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尽量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话。
他多年参与政治运动，变得非常谨慎和敏感。有一天，他的大姐瑞珍带着外甥来看他。姐弟俩已经很久没见了，陈景润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送走他们后，陈景润立刻到支部书记李尚杰家汇报说：“今天我大姐和外甥来看我了，外甥在北京读书，他们是顺路来看我的，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陈景润虽然不关心政治，甚至避开政治，但他心里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有一天，有人来找他：“科学院要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一脸惊讶地问道。
那人点点头说：“你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说，讲讲你是怎么受到党内有问题的人的影响，慢慢走上偏激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直犯嘀咕，琢磨着：要是钻研学问就被说成走“白专”道路，那也是我自己选的路，跟党内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把这事怪到他们头上？再说了，我压根儿就没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这些事，怎么能随便乱讲呢？
那天中科院举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但陈景润并没有出席。
他曾经竭尽全力远离政治，只想专心做一名纯粹的数学家；他曾经坚决守护自己的内心，不让外界的不良风气影响到自己。然而最终，他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正直的人变成了政治的人”。
徐迟创作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学》杂志计划编写一篇关于科学家的纪实文章。
听说有一个关于陈景润的民间故事，说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在访问期间，代表团里的成员特别希望能见到这位著名的中国数学家，因为他对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了重大突破，达到了“1 2”的水平。
那位接待人员听了，心里嘀咕：“1加2不是等于3嘛，这有什么难的？再说，也没听说过中国有个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心里这么想，但怕被人笑话，所以没有直接说出口，而是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了陈景润。最终在中科院找到了他，但大家都不知道陈景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反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趣事。有人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经常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看书和做数学题，一日三餐就是吃窝窝头蘸酱油。还有人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除了研究之外，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四十多岁了还单身一人。
原来有人把哥德巴赫猜想的“1 2”当成是小学里的简单加法，后来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个难题已经困扰了全世界的数学家两百多年，而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都觉得，陈景润虽然有点与众不同，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危险的年代里，他仍然不顾风险，专心致志地做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真是非常了不起，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他。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个诗人，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写了很多充满激情的诗歌。在延安，毛主席还亲手给他题写过“诗言志”。不过，徐迟最出名的作品是关于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这篇作品当年也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过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既细腻又充满激情。文化大革命期间，徐迟好像消失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11月初，周明正忙于《人民文学》的事务，他决定拨通武汉的长途电话去找徐迟。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从电话中听到了徐迟那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要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非常高兴。他是个热情的歌者，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不过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他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旧友。当他们得知徐迟要写陈景润时，都好心地劝他换一个主题，因为陈景润这个人一直争议不断，认为他是个麻烦人物，劝他别去碰这个烫手山芋。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和他讨论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关于陈景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此刻，周明正在与中国科学院接洽采访事宜，得知《人民文学》打算报道陈景润时，有人对他说：“我们科学院里杰出且有贡献的科学家多得很，为何你们单单选中了他呢？换个对象如何？”
周明表示：“我们就是想写这个人。”
周明遇到困难后，直接找到了当时的中科院院长方毅，说明了《人民文学》杂志想要采访陈景润的想法。方毅对此表示赞同，并说：“我们要是有更多的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为陈景润写文章。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周明陪着徐迟来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迎接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先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然后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这个人不高，穿着一套蓝色的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镜。他神情恍惚，似乎心不在焉，给人一种他好像不是生活在人群之中，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感觉。
李尚杰赶紧介绍说：“这位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急忙上前和他们握手。
周明说道：“这次我们特别邀请了徐迟同志来采访你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题，讲述你攀登科学顶峰的故事。”
陈景润转过身，又握住了徐迟的手，说道：“我在中学时读过您的诗。徐老，您可别写我了，我没什么可写的。您还是写写工农兵，或者写写老一辈的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道：“你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应该写写你，你为国家立下了功劳。”
“我真的没做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陈景润紧张地说道。
徐迟笑了，对他说：“我来你这儿是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笑了笑，说道：“好吧，好吧，我一定会提供给你所需的资料。”
于是他们开始随意聊天。徐迟问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说已经到了最后也是最难的阶段。他提到最近读到了叶剑英元帅写的《攻关》这首诗，深受鼓舞。他接着背诵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说完，他激动地说：“我要继续努力，攻克难关，攀登科学的高峰。”陈景润说话时，几乎总是用非常严谨的书面语言。
徐迟深情地对周明耳语道：“周明，他真可爱，我已经被他吸引，决定写写他了。”
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了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而周明回到城里，直接去了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把他们和陈景润接触的情况都说了个详细。张光年听完后，激动地说：“好啊，就写陈景润！别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进入文学作品里呢？！你告诉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一定能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刊登出来。就这么定了。”
徐迟忙个不停，做了一次紧张的采访。他先后见了很多著名的数学家，包括陈景润的老师、同学和同事。有人夸他好，有人对他有看法，还有人看不上他。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想法都记下来。
一天，徐迟在食堂用餐，一位女同事得知他是作家，打算写一篇关于陈景润的文章，便直接建议道：“别写陈景润了。科学院和数学研究所里优秀科学家很多，为什么非得写他呢？这样会惹麻烦的。你可以写写我们所里的杨乐和张广厚嘛。”
徐迟没想到，陈景润竟然身处一个充满激烈矛盾的环境中。那些排斥他、不喜欢他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做了什么错事。相反，这个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的善良人，几乎没得罪过谁。他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被当成了一些人用来打击对手的替罪羊。当然，也有一些空有虚名、只会嫉妒的人故意找茬，恶意中伤他。
有人讲起，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研究所时曾伤感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迈进数学所的大门了。”因为他的学生们几乎都未能避免遭受批评的命运。
于是，徐迟明白了陈景润对细节的极度敏感，也理解了他为什么总是引用报纸上的句子。
徐迟为了学习复杂的数论知识，看了不少书，还硬着头皮反复钻研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这些论文晦涩难懂，但他还是慢慢懂了一些。
徐迟想要了解数学家陈景润，虽然他自己对数学不怎么懂。为了更好地认识陈景润，他去了陈景润常去的图书馆，也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还陪陈景润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此外，他还特意去了陈景润在“文革”期间被毒打时滚下楼梯的地方，以及那个曾让他绝望到想要跳楼的黑洞洞的窗口。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陈景润，他还特意约见了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一起到招待所聊“小陈的故事”。
每天晚上，徐迟都会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待他到来。老李来了后，两人坐在茶几旁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李尚杰讲述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分享他为人处事的一些趣事，还谈到了围绕着他的一些事情。
他们连续几个晚上聊天。有一天，徐迟提出想去陈景润的小房间看看，周明也想跟着去。但李尚杰犯了难，他说陈景润从不让别人进他的小屋，每次进去都会马上把门锁上，通常敲门也打不开。
李尚杰知道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他笑了笑说：“我倒是去过里面，你们要是想去，得动点脑筋，想个办法才行……”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88号楼。李尚杰走到小屋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却没人应声。他又敲了敲，这次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道：“哪位？”
“我是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微微打开，看到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便放他进来了。李尚杰也跟着进了屋。
徐迟和周明在外边等了十多分钟，也去敲那间小屋的门。李尚杰还没等陈景润有所反应，就走过去把门打开了。陈景润看到是徐迟和周明，立刻想要关门，但徐迟和周明已经快速挤了进来。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地方怎么坐呢？他们四处看了看，发现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层抽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麻袋，里面装满了他做数学题的废纸和脏衣服。小桌子上除了中间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被书和杂志堆满了。他其实不太用桌子，看书和演算时还是习惯把床单掀起来，坐在小板凳上趴着床做。
几天后，徐迟拿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和周明一起来到了李尚杰的家。李尚杰当时正躺在床上，因为感冒发烧身体不适。徐迟说：“你躺着别起来，我读稿子给你听，你听听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徐迟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读起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之处，他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并没有给出其他修改建议，只是提出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于是，文中所有提到“李尚杰”的地方都被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这个称呼在整篇报告文学中，成为了一个充满深意的象征。
1978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在一月份的期刊中刊登了徐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紧接着在2月17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家大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全国各地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都竞相转载和播报了《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就像一颗璀璨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天空中。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是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的风刀霜剑？他又是如何在漫漫长途上忍受孤独和寂寞的？
陈景润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迅速引发了轰动，相关杂志和报纸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人们争相传阅，被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深深吸引。有的人还特意把文章工整地抄下来，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陈景润一下子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名人，“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听起来有些拗口的数学问题，也成了老少皆知的高频词汇。
在那个时代，陈景润的名字如同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他成了科学精神和无私奉献的象征，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激励人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一夜之间，科学家成了最受追捧的职业，大家又开始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挂在嘴边。许多年轻人纷纷踏上了追求科学的征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在那个时期，陈景润不仅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深远影响也超越了学术界。他影响了一整个时代和一代人。
2月17日，陈景润来到了天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他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来此做报告，同行的还有李尚杰。
完成报告后，他们打算中午返回北京。路过一家邮局时，发现里面人很多，大家都在争着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挤进去一看，原来大家都在抢购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报道。陈景润赶紧退出人群，边走边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这股越来越大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在中国刮得厉害，还飞过洋面，在西半球引起了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有一名数学家，被提升为民族英雄。报纸上的陈景润报道，让西方的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嫉妒。……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还能展示中国科学在文化革命后的大转变……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封写着“陈景润同志亲启”的信件送到他手中，就像雪花一样多。
不过，也有一些人给《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写信，提出了一个问题：陈景润算不算一个既优秀又政治过硬的榜样？宣传陈景润会不会让年轻人只顾钻研专业，而忽视政治，从而走错路呢？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实现现代化要德才兼备——以陈景润为例》的文章。文中提到，陈景润为了推动国家的科学发展，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这就是所谓的“红”。《中国青年》杂志也围绕“是否应该鼓励年轻人学习陈景润的精神”展开了讨论。
1979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邓小平首次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陈景润含着泪花认真听讲，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就可以说他已经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样的人都不能算是白的，而应该是红的。”
陈景润头上那顶“白专”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了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随后，他被邀请上台发言，并作为知名科学家代表，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接见。陈景润激动地快步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同志的手，前倾着身子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过命运多舛的陈景润：
陈景润曾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人们对他既有善意的误解，也有无知的嘲笑；既有恶意的诽谤，也有热情的支持。这些复杂的情感使他的人格变得扭曲、变形，甚至被外界摧毁或夸大。理解一个人已经不容易，理解这位数学家更是难上加难。他特别敏感，过早地成熟，神经质极强，思维高度集中。无论是外界还是内心的折磨和压迫，都让他渴望逃离现实。尽管他成功地沉浸在纯粹的数学世界中，但还是无法完全逃避外界的注意。
1978年的秋天，一封只写着“陈景润同志收”的信从四川的一个小村庄寄出，虽然没有具体的地址，但这封信竟然奇迹般地送到了陈景润的手中。这件事足以证明陈景润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之大。
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场轰动让原本住在小小六平米房间里的陈景润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不得不被迫接受各种身份的转变。
他去山东、安徽、河南、湖北、贵州等地作报告的邀请纷至沓来，单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一位青年带着十多斤重的数学稿子，从西北远道而来，找到陈景润，声称自己证明了“1 1”。陈景润花了几天时间仔细阅读这份手稿，最后发现这只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的作品。
开会很多，来见的人也很多。作为人民代表，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事要找你，哪怕像房子没着落、夫妻分居这样的事，也希望你能帮忙反映反映。至于接见记者，能避开就避开。还得接见外宾呢。
陈景润的出现，就像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在干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片清泉，人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理想。他们就像在黑暗中找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多年埋藏的对科学的热烈渴望和追求。经过10年动乱，人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这对于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很多年后，陈景润的老同学还记得一件事。那时，陈景润已经闻名国内外，他的母校厦门大学请他回去参加校庆。学校给他订了软卧票，但他坚持说：“这样不行，太浪费了。”于是他退掉了软卧，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卧才到福州。到了车站，他对来接他的老朋友说：“能借我一块手表吗？”
老同学感到很奇怪，因为陈景润的手上正戴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说明，这块手表是他出国时候买的，戴着这么好的手表不太好。说完，他就把手表摘下来放进了口袋。
在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沈元先生，特意从香山的住处赶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在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回忆起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记得这个身体多病、不善言辞的学生。当时，已经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先生关切地对他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一定要多注意健康啊。”
陈景润感激地说：“沈老师，谢谢您。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华主席和党中央对我关怀备至，我常常感动得流下眼泪。五届人大刚结束，全国科学大会就召开了，真是振奋人心。我要加倍努力，全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攀登科学的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到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啊，正直的人现在都成了政治家了！”
陈景润曾经极力避开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不让外界的风气影响到自己。但是现在，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陈景润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他认为，作为人民的代表，必须为民众发声，真实地向政府传达百姓的困难和需求。他经常把代表证放在口袋里，有时候会到中关村附近走访，仔细地把大家的问题记在本子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关村地区的道路狭窄拥挤，生活设施也很落后，居民们面临着出行、乘车、就医、换煤气、购物和洗澡理发等方面的诸多不便。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陈景润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由他动员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这份提案呼吁相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面临的“六难”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社会活动、讲座和报告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因此陈景润只能在深夜进行研究。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更短。
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让他扮演的各种角色，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 1”的研究始终没有进展，最后的一步依然难以跨越，道路扑朔迷离。他尝试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就像一块硬骨头，需要查阅很多资料，进行大量演算。然而，由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他的研究经常停下来，这成了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情。
陈景润挤出时间，一点一滴地完成了这一切。
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还是觉得工作时间不够用。他最怕面对记者，因为那些重复的采访和镜头让他感到很无奈。
1978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309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没想到，到了医院，他还是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的人，来探望他；也有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人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
陈景润原打算借着住院的机会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病房里不时有访客打扰，让他无法集中精力。最终，他决定采取措施，对医生和护士说：“以后不能再随便让人来看我了，如果有人要看我，必须要有卫生部长的批准条。你们就告诉他们，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在徐迟的文章《哥德巴赫猜想》结尾，他这样写道：“他出生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好事情，反而取得了成就。现在，我们应该警惕了，当美好的机遇到来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
对于陈景润来说，《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虽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果。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陈景润很快就成了名人。然而，对于像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却是一种负担，甚至干扰了他的工作。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就能拥有更多安静的研究时间。后来，他不得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还要作为人大代表和校外辅导员，这些活动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成名对于他来说是一大痛苦，一般人可能难以理解。或许，如果没有成名，他在研究上的成就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