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纪念堂右起：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
来源：荆楚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先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并不局限于中共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名蕴含深意，明确指出与会者必须是中共中央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然而，令人颇感费解的是，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竟有多位未曾露面的名字，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委员席位上。这些人物包括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总计共有9位。
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
鉴于中共十一大紧随“四人帮”的覆灭而召开，众多干部在“文革”期间所受的冤屈尚未来得及化解，他们亦未能如愿当选为中共中央的委员。
然而，若推迟至中共十二大，则时机略显迟暮。鉴于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纳临时性措施，将上述九位同志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拟在中共十二大上对此次增补程序进行正式追认。
实际上，这九位同仁过往均为中共中央的委员，且均曾身负要职。以黄克诚为例，他曾是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宋任穷则担任过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而胡乔木则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等职务……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摒弃，然而，华国锋依然肩负着会议的主持重任。毕竟，他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的要职。
坐在华国锋两侧的，理所当然是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即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他们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本次会议作出决议，增补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与会代表一致推举陈云同志担任此要职。
因此，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最为瞩目的焦点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的身份尚属中共中央委员，但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骤然攀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重要地位。
此外，陈云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首席书记。由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一举身兼四项关键职务。陈云自1935年遵义会议起，便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56年，在中共中央八大上，他又荣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震动会议的两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这5位副主席的排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于是中共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格局：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尽管位列第三，邓小平实质上已担纲“第一提琴手”的重任。
华国锋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随着“两个凡是”被否定，他已经从政治巅峰跌下来。
叶剑英虽德高望重，终年事已高。
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奠定了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
这与1935年遵义会议类似。
遵义会议仅是确定了毛泽东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而在此后的八年里，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名义上虽由张闻天担任——直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方才被正式“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然而，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因此，遵义会议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正因如此，1935年的遵义会议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均被载入中共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构成了中共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则形成了中共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一代领导核心的背景下，我实际上置身于这个新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团队均需确立一个核心，缺乏核心的领导体系是难以稳固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力量非毛泽东莫属。正因有了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的指引，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共产党亦未遭受致命打击。至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实则我担任了核心的角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孕育出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堪称该次会议的重要里程碑。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的胡耀邦、萧华、汪峰、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组织人事调整提出了具体意见。
自他们的意见在大会简报上得以公布后，中南组和华北组亦相继就组织人事调整事宜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然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鉴于维护稳定与团结大局的考量，提出了“不增反减”、“不进则出”的原则。因此，尽管与会代表对汪东兴的提议颇有异议，对华国锋亦有所非议，但对于他们担任的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并未作出调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仍只是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遵循“只增不删”“只进不退”的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陈云担任首任委员的10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根本职责在于捍卫党纪国法，确保党风的纯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立，是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举措。
在本次全会上，邓颖超同志被选举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担任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出任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则被任命为副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翌日，即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首都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本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团队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这些调整无疑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然而，鉴于这些调整可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直接实施，故无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正式决议。
陈云全面负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察、法院以及民政等政法机构的领导工作。
邓颖超同志负责领导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众多群众团体。
王震掌管三、四、五、六机械部。
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及宣传。
胡耀邦任中共秘书长。
胡乔木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职，并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职，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及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
宋任穷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同时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亦随之免除。
张平化同志被免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后，他又被调任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该任命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随后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同志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任命冯文彬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任命杨德中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任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之职。
姚依林卸任商业部部长，金明接任。
陈国栋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并兼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主任职务。
刘澜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及全国政协秘书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
汪东兴卸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及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以及中央专案组组长等多重职务。
这一举措，实质上已剥夺了汪东兴的实际权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三位同志的职务得到了显著晋升，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
陈云同志身兼数职，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
胡耀邦同志身兼数职，既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胡乔木先生身负多重重任，不仅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职，还主管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并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原本，有人提出胡乔木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胡耀邦亦曾力荐此人。
确实，胡乔木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实乃恰当之选——胡乔木过往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宣传工作的经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决定，胡耀邦将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随后，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于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演讲时，曾如此阐释：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建议，我应不再担任组织部长一职，而是转任中央秘书长以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有同志曾提议由乔木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一职，此人无疑是此岗位的最佳人选。
为何不选他？中央领导已有所思量，鉴于乔木同志思想素养出众，而宣传部涉及众多行政事务，若让他主管宣传部，难免会分散其在行政工作上的精力，如此便是人才的浪费。避短用长。
担任秘书长与宣传部部长一职，实则资历尚浅，如同驱使毛驴肩负马匹之重任，实属勉力而为。乔木同志晋升为中央副秘书长并兼任“毛办”主任，而汪东兴同志则不再兼任此职务。
提及胡耀邦的晋升，胡德平犹记得，其岳父安子文感慨良多。
自1956年11月起，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直至1966年8月，共历时十年。若将此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计算在内，他在该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长累计超过二十载。然而，在“文革”期间，他却遭受了迫害，被关押于秦城监狱。
安子文一家
安子文感慨道：
二十余年来，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及部长之职，未曾想最终竟身陷囹圄；而胡耀邦仅任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短短一年，便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
颇为有趣的是，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落幕不久——即1979年1月17日，安子文荣获任命，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此举恰好与胡耀邦进行了职务上的互换。
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两位人士遭受了最为显著的忽视，他们分别是汪东兴与张平化。
张平化和华国锋
不言而喻，在针对“真理标准”议题的广泛讨论之中，汪东兴与张平化的诸多举动，遭到了中央委员们的严厉指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进行的对高层领导机构的这一系列调整，为我国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