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年轻的邓颖超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救国大志。她和一些想法相同的女同学一起，搞了个“女子爱国小组”。别看这小组人数不多，但在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里，那可是出了不少力的。
同时，天津还冒出了个挺有影响力的进步团体，叫“觉悟社”。里头有个大佬，就是后来跟邓颖超共度一生的周恩来。
天津的学生运动是由两个革命组织联手发动的，它们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次经历，对邓颖超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让她明确了革命的道路，还让她遇到了生命中极为关键的那个人。
1925年春日里，28岁的邓颖超经过天津市委批准，正式迈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同年，她和周恩来在广州喜结连理。不过，这对革命夫妻的甜蜜时光并不长。大革命垮台后，全国上下被白色恐怖笼罩，共产党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那时候，和邓颖超一起住的三个伙伴全被抓走牺牲了，而她因为生孩子难产住进了医院，这才没被抓住。但命运真是捉弄人，她刚生下来的小孩因为头受了伤，没能活下来。这对一个刚当妈的来说，打击真是太大了。可那时候革命情况紧急，她根本没时间沉浸在伤心里。
邓颖超心怀丧子之痛，硬撑着孱弱的身躯，在上海党中央的秘密地点进行地下活动。生完孩子后太过劳累，让她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损伤，再也不能有自己的骨肉了。可这位勇猛的女性没有被生活打败，她把满心的爱和盼头，都放到了革命事业上。
1934年那会儿，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邓颖超那时候得了肺结核，身体不行，没法再做中央秘书长了。但她硬是挺着，跟着队伍一起走，有时让人抬着，有时就骑马。走到草地那段，她可真是遇险了：人和马一块掉进了沼泽，水都到腰那儿了。这关头，她真是厉害，意志力超强，稳稳当当坚持了两个多钟头，一直等到后面的队伍来救她。
【甘居幕后】
1949年春天，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的大好事。按照中共中央的整体规划，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府团队着手开始搭建。周恩来，这位跟国民党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将，自然就成了政务院总理的最佳人选。他费了不少心思，把新政府的人才队伍搞得挺充实，不论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那些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将领，都给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不过，说来也怪，邓颖超却一直没能捞到个政府官职。
那时候，这个决定真的让不少人议论纷纷。邓颖超的本事和经历，那可是明摆着的事儿。她不光是五四运动时的女中豪杰，还参与过大革命、走过长征路，是个资深的老革命家。挺多人都琢磨着，就凭她的能力，当个新中国哪个部门的头头，那绝对是绰绰有余。
老党员江鲜云特意跑到中南海，想跟周恩来聊聊这事儿。他直截了当地问了个大家心里都嘀咕，但没人敢开口的事儿：咱们党不是一直说男女平等嘛，那为啥不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个像样的工作呢？周恩来的回答既让人觉得意外，细想想又在理儿。
他说，要是让老婆去当政府的大官，别人可能会误会一些政策是他背后搞的鬼，这样会给同事们添乱，还会把党和政府的工作跟家里事搅和在一起。
周恩来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还当一天总理，就绝不会让邓颖超在政府里工作。
邓颖超低调地接过了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担子，一门心思扑在促进全国妇女解放的事情上。在这个角色里，她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展示，一个人值不值钱，不在于官位大不大，而在于他给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同时，邓颖超也是周恩来最可靠的支撑。她心里明白丈夫工作有多忙，所以就悄悄地把家里的事都料理好，尽量不拿那些小事去烦周恩来。在外人眼里，这或许觉得有点儿憋屈，但对邓颖超来说，这是她支援革命事业的一种方式。
知名画师何凝香曾以一幅名为《腊梅》的作品，刻画了一对革命伴侣的形象。画里画着两朵差不多大的梅花，不过其中一朵被粗大的梅枝遮住了不少。这幅画背后的意思挺耐人寻味：周恩来夫妇俩在革命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邓颖超乐意站在幕后，悄悄地支持丈夫，为国家做贡献。
【深藏手令 情重如山】
1976年年底，四届人大开了第三次会议，会上华国锋提议，想让邓颖超再加个头衔，当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这事儿是毛主席在世时就琢磨好的。邓颖超虽说上了年纪，身子骨也不大好，但她还是硬挺着，挑着大梁，一门心思扑在党的整顿和重回正轨的事儿上。
那时候，邓颖超特别看重陈云强调的党风问题，她不只是支持，还直接动手参与并主导了党规的制定，以及党纪的恢复。她心里明白，只有把党纪严起来，党才能保持健康，走得长远，这样国家也才能稳住，繁荣起来。她干的活儿就是不断加强党的纪律，让党能够靠规矩来严格管理自己。
尽管她身体状况不佳，心脏有问题还伴着其他多种疾病，但她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她不光经常接待外国来宾，还老是出国访问，给国家的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988年3月份，邓颖超不再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职位了。
1992年，邓颖超女士去世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她生前亲笔给党中央留下的两封信，算是她的遗嘱。
1978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邓颖超大姐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她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就认真地写下了人生的第一封遗嘱。她用很淡定的态度，稳稳地给中央写了自己对身后事的简单想法：她走后想让人给她解剖，然后火化，不想搞任何遗体告别或者追悼会，也不希望大家过度缅怀她。
她心里想的全是党和人民，提出的这些条件就能看出来：她更愿意让自己的身后事简简单单，就是不想占用太多公共资源。
到了1982年夏天，邓颖超看着当时反腐的新情况，又回头看了看自己之前的一些安排。她拿起笔，在以前的遗嘱上加了点东西，还重新写了两条新的内容：
首先，她跟周恩来同志一起住过的房子，应该属于大家，不能拿来建成故居或者纪念馆。其次，周恩来的亲属在待遇方面，得按规矩来，不能因为个人情感或者关系就给他们特别关照。
这些遗嘱被报纸登出来后，很快就在国内外火了，大家都特别，反响很热烈。大家从这些遗嘱里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她不求回报，无私奉献，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精神，成了后人不断称赞的好故事。
知名诗人臧克家在阅读后心里特别激动，眼眶泛红地创作了《遗言撼人心》这首诗。他觉得邓颖超那简短的临终话语，比长篇大论还要有力量，称它是精神上的高大标杆和品德上的明亮镜子。这遗言鼓舞了很多人不断努力前进，让人们反省自己，还把它当作日常行为的准则。
在这段深刻的历史篇章里，邓颖超大姐留下的遗嘱，绝非简单的几笔文字，而是如同一面精神的旗帜。她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心里装着人民，毫无保留地付出。她那清廉的作风、简朴的生活态度，还有那份坚定不移的信仰，就像一盏明灯，在那个岁月里持续发光发热，指引着人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