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湘赣一带爆发了秋收起义。起义领袖毛泽东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名扬，镰刀斧头旗飘扬。不恋匡庐好风光，直向潇湘勇闯荡。地主压迫深似海，农民愤慨同仇忾。秋收时节暮云哀，一声霹雳起义来。”这首词生动再现了起义的场景。毛泽东将起义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高举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大旗，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制度，开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征程，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部队名为工农革命军”——打造全新的人民武装力量
1927年8月7号这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开了个紧急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个特别有名的观点，就是“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而且他还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大会定下了要搞土地革命，还要用武力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之后就让毛泽东作为中央的特派员去长沙，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
当时中共中央计划在湘中、湘南等地同时发起秋收起义来夺取政权。毛泽东从武汉返回长沙后，根据形势分析，觉得在湖南多地同时起义的条件还不具备。8月18日，湖南省委在长沙郊外的沈家大屋开会，毛泽东会上明确表示，应调整原先以长沙、衡阳、宝庆为中心的全省暴动方案，转而集中兵力在湘东赣西地区，以长沙为核心发动武装起义。但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同意。毛泽东便亲自写信给中央，详细阐述理由，最终新的起义计划得以实施。
那时，能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平江和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平江工农义勇队有四百多人及相应枪支，队长是党员余贲民；浏阳工农义勇队则有六百多人及枪支，队长是党员、黄埔毕业的苏先骏，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七月中旬，这两支队伍就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合并成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从湖南出发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8月5日，独立团快到江西永修涂家埠车站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于是两队决定分头行动。
8月7号那天，余贲民的部队路过武宁，碰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这警卫团是按照中共的命令，从武汉出发去南昌和起义军会师的。团长卢德铭是党员，团里和营里的头头们也大多是党员，士兵们大多是两湖地区的农会成员和年轻学生，里头党员和共青团员也不少，这其实是共产党手里的一支队伍。听说起义军已经往南走了，卢德铭马上带着队伍追上去。8月10号到了奉新，又听说起义军已经跑福建去了，而且路上敌人设了好多关卡。卢德铭就让团副兼1营营长余洒度先当团长，带着队伍到修水那个湘鄂赣三不管的地界等着，自己则回武汉找中共中央问接下来怎么办。
◆马长利创作的油画作品《秋收起义图》。
8月12号那天，余洒度带着警卫团到了修水县城边上，又碰上了余贲民和平江义勇队，他们一起把修水县城给打下来了。之后，余洒度还跟湖北崇阳、通城那边罗荣桓带的农民武装联系上了，把他们接到了修水来会合。这100多个农民兵被编进了警卫团的特务连，警卫团的副连长谭希林当了连长，罗荣桓成了党代表。
20军独立团的另一支队伍——浏阳义勇队和平江义勇队分开行动后，依旧以独立团的名义在奉新、高安、上高这些地方活动，8月20日成功拿下了铜鼓县城。修水和铜鼓两地山水相依，余洒度和余贲民打算与苏先骏的队伍会合，一起对抗敌人。于是，他们派了苏先骏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警卫团11连连长伍中豪去联络。8月22日，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人在修水和铜鼓交界的山口镇开了个整编会议，“大家都觉得军事上必须尽快统一”，几支队伍最终达成了合并的协议。
就在这时，江西省的领导朱培德派了徐景祥作为代表到修水来商量，想收编那里的地方武装。余洒度他们就顺着这个机会，用个“不显眼”的名头，说是接受收编但不听从调遣，于是部队就被改编成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就设在修水县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余贲民是副师长，警卫团的2营营长钟文璋做了师参谋长。这个师下面有两个团，警卫团变成了1团，钟文璋还兼着团长；浏阳义勇队变成了3团，苏先骏是团长，潘心源是党代表，还从警卫团调了3个连去加强3团，伍中豪做了副团长还兼着3营的营长。平江义勇队的人也分别被补充到了1团和3团里。
为了能和上级搭上话，潘心源便前往安源，向湖南省委汇报并请示相关工作。
这段时间里，卢德铭经过长沙到了武汉，跟中共湖北省委接上了头，省委安排卢德铭他们三人回原部队去参加秋收起义，还让卢德铭当了起义的总头头。
◆1937年时，毛泽东（站在后排，左数第三个）和当年一起参加秋收起义的一些同志合了影。
潘心源前往安源向党组织寻求指示，并告知安源市委修水、铜鼓两地部队的状况。安源市委随即派人将情况上报给湖南省委。毛泽东获悉此消息后非常高兴，8月30日这天，湖南省委在沈家大屋召开会议，再次商讨秋收暴动的安排，决定组建党的前敌委员会来指挥秋收起义，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参与秋收起义的各军事领导担任委员。
第二天，肩负重要使命的毛泽东坐火车赶到安源，马上召集了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潘心源、中共安源市委的书记蔡以忱，还有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王新亚等人都参加了。会上，潘心源讲了修水和铜鼓两支部队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大家决定把驻扎在修水、铜鼓和安源的部队合并，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副师长是余贲民。原来余洒度手下的1团和3团建制不变，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矿警队，还有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合起来编成2团，团长是王新亚。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书记，师长和团长都是委员。起义时间定在9月9号，部队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分成三路向长沙进攻。
过了九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聊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怎么组建的，他说：最早的一批工农队伍已经拉起来了。这些新兵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农民、安源的矿工，还有从国民党那边起义过来的部队。这支刚成立的革命队伍，就被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高举镰刀斧头旗帜”——树起中国共产党的标志
举什么旗来进行起义，这可是个关键大事。毛泽东讲过：“旗子一竖起来，大家就有了盼头，也就知道该往哪儿使劲了。”南昌起义那会儿，周恩来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起义队伍还是用的国民革命军的名号和编制。党的八七会议上，还是说要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战斗。中央派毛泽东去湖南指挥秋收起义时，也特地跟他说，最好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来号召，一起团结起来战斗。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对工农革命进行残酷镇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痛下杀手，民众对国民党的态度已彻底转变，他深切感受到再打国民党的旗号已不合时宜。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举行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秋收起义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号了，他指出：“国民党的旗号还能用吗？我觉得不能用了，国民党的旗子现在成了军阀的旗子，完全是一块黑布。”有人问，那我们要打什么旗号呢？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打共产党的旗号，只有共产党的旗号才能凝聚民众。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制定的暴动纲领明确指出：鉴于国民党已沦为军阀欺压、屠杀百姓的工具，此次暴动不再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而应“高高举起共产党的旗子”，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动员。
◆第一支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师所使用的军旗。
随后，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再次表明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再举国民党的旗帜了，得高高扬起共产党的旗帜才行”；“国民党的旗帜现在成了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党的旗帜是真的不能再用了，再用下去肯定还会失败”；“要赶紧果断地竖起我们的红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安源安排第二团准备起义时，给苏先骏写了封信，传达了前委的决议，让参与起义的队伍“大大方方地亮出共产党的旗帜”。恰在此时，卢德铭回到了修水的部队，当上了起义的总指挥。
九月初，遵照上级的命令，第一师师部的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还有参谋处长陈树华他们，接下了制作军旗的活儿。在修水县城一个商会会馆里，围着八仙桌，何长工、杨立三、陈树华他们几个为设计工农革命军的军旗，费了好大一番脑筋。因为上级只说要设计制作军旗，却没给具体的军旗样式。他们反复琢磨，觉得军旗得突出军队是在共产党带领下，是工农子弟组成的，还有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这些特点。何长工以前见过苏联的军旗，就提议照着苏联军旗的大概样子来设计。这个想法，杨立三和陈树华都挺赞同。当天晚上，他们就找来硬纸板、剪刀、铁尺还有画线用的粉包，忙活了一整晚，又是设计又是裁剪，反复对比、修改，最后拿出了一个布局、比例、角度都挺合适的军旗设计方案。
旗面是红色的，这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旗子正中间有个五角星，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五角星里头有黑色的镰刀和斧头图案，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工人，这样的设计很容易让广大工人和农民明白并接受。斧头和镰刀不仅是劳动时用的工具，还能当作革命的武器，寓意着“用斧头开辟新世界，用镰刀斩断旧时代”；镰刀和斧头交叉在一起，表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放在五角星里，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的政党；旗子靠近旗杆那边，缝着一条10厘米宽的白布，上面写着繁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面旗子的意思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革命队伍。
◆卢德铭，他是秋收起义的领军人物。
《何长工回忆录》里写道：“卢德铭同志从中央返回后，就当上了部队的指挥官。我负责构思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红的旗子中间有个大五角星，星里是镰刀和斧头的标志，旗杆旁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白边，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看上去特别威风、好看。”
军旗的样式定下来后，师部马上决定要大量制作。班长张令彬，原本是裁缝，他去买了布料，修水县总工会的头儿徐光华也把县里能找来的裁缝都请来了。在县城的一个老祠堂里，四十多个做针线活的工人日夜忙碌，很快就做出了100面军旗。
9月9号那天，秋收起义的誓师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正式打出了自己的军旗，这面红彤彤的军旗成了起义部队的鲜明象征。打那以后，武装斗争的火焰就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在湘赣边界蔓延开来。
正是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成功动员了广大群众投身革命，才促成了中国革命中“动员工农无数，携手共进”的盛况，引领中国工农革命不断迈向胜利。
“成为红色‘领头羊’”——尝试构建革命新根据地
毛泽东在安源布置完二团的起义工作后，便在潘心源的陪伴下，匆匆前往修水、铜鼓，和那里的两支队伍商议起义的事。
毛泽东途经浏阳张家坊村时，碰上了大麻烦，被当地反动民团给逮住了。民团认定他是共产党嫌疑犯，要把他押到民团总部杀掉。幸好他身上有出发前潘心源给的二十多块钱，打算拿这钱贿赂押送的人放了自己。押送的民团士兵倒是答应了，可民团头目却不同意。走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抓住时机挣脱开，撒腿翻过田野里的一个高地，躲到高地下面的水塘里。民团几次搜捕都没找到他，直到天黑他才脱险，之后在一位农民的帮助下前往铜鼓。
9月7号这天，苏先骏接到毛泽东写的信后，马上跟余洒度说：“第3团马上会响应萍乡（安源）那边的行动，希望您赶紧带着队伍从平江直接去打长沙，两个团要相互联系，这是同志们一起决定的，不好拒绝。”有了前委的明确指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正式组建起来了，人数大概有5000。
9月9号那天，湘赣交界的地方爆发了秋收起义。起义一开始，大家就先动手破坏铁路，让敌人没法顺畅通行。长沙的铁路工人们分成了十多个小组，分别去破坏长沙到岳阳、长沙到株洲之间的铁路。各地的农民也行动起来，砸了好多电线和水塔。敌人到处都接到紧急报告，吓得手忙脚乱，这样一来，他们对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就被有效地拖住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修水启程，途经长寿街，向平江发起进攻。当队伍行进到距离长寿街8公里的金坪时，刚收编的黔军邱国轩部突然倒戈，与敌人联手从两侧对一团团部和二营、三营发动突然袭击，两个营瞬间被击溃。此时，卢德铭正率领师部和一团一营驻扎在距金坪15公里的龙门厂，他迅速安排剩余部队向平江、浏阳边界转移，同时派通信员去寻找三团会合。
联络人员在浏阳寻到了第三团，还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见了面。9月10号这天，毛泽东匆匆赶到了铜鼓。第二天，也就是11号，他跟苏先骏带着第三团从铜鼓启程，一路打下了浏阳的白沙、东门两个地方，想着能在浏阳跟从安源往北走的第二团碰头，一起攻打长沙。可没想到，第三团被国民党军两个团从两边夹击，只能退到上坪。知道第一团吃了败仗后，毛泽东写了封密信让联络人员交给卢德铭，让他把第一团领到文家市，一起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9月19号这天，卢德铭和余洒度带着第一团的剩余人员到了文家市。这时，第三团已经提前到了。第二团拿下浏阳城后，被敌人围住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杀出重围，也赶到了文家市。这三支队伍都损失惨重，人数从5000人一下子降到了1500多人。
此刻，起义军该往哪儿走呢？是按照中共中央之前的计划，继续冒险攻打长沙，以免被说成是“逃跑”，还是先撤退保存实力，以后再找机会发展？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开了个前委会议，商量工农革命军接下来该怎么做。他认真地说，现在去打长沙，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他建议别去打长沙了，把起义军往南带到敌人力量小的农村山区，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保存实力，以后再发展。他指着地图说：“这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很适合我们安顿。”罗霄山脉在湖南省东部和江西省西部交界的地方，中段地势很险要，有峭壁，能攻能守，离大城市远，敌人力量也弱。
◆在秋收起义中，毛泽东担任了党的前线委员会书记一职。
毛泽东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搞革命得有个根据地，就像人得有屁股才能坐稳。人要是没屁股，就没法坐下歇脚。总这么走着，肯定走不远，腿走酸了，脚站软了，非得摔跟头不可。有了根据地，才能歇口气、养精蓄锐，补充物资、发展队伍，最后取得胜利。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朝廷派再多兵马也拿他们没办法。我们要是去罗霄山脉中间那块地儿，反动派也拿我们没辙。咱们就去那儿当红色的‘山大王’！”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想法，师长余洒度第一个站出来唱反调，他以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为借口，硬是要“先拿下浏阳，再直捣长沙”。而第三团的团长苏先骏更是讽刺道：“折腾了半天革命，结果却跑到山上当‘山大王’了，这算哪门子革命？”
毛泽东慢慢解释道，咱们做的这个“山头头儿”，可不是像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而是共产党带领下的、有信仰的“山头头儿”，是搞武装割据的“山头头儿”。从过去来看，“山头头儿”可没那么容易被消灭。咱们上山，把队伍带到敌人不注意的地儿去发展、去变强，这样才有赢的希望。
卢德铭和余洒度都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员，在紧要关头，卢德铭选择支持毛泽东，他直言不讳：“余师长，眼下我们只剩1500多人，拿什么去攻打长沙？只怕还没抵达，就被敌人歼灭了！毛委员的建议很明智，往罗霄山脉中间走，是明智的战略转移，未来充满希望。”卢德铭身为总指挥，在军中威望极高，他这一表态，多数人都跟着举了手。会后，毛泽东连夜给湖南省委写信，阐述了放弃攻打长沙和决定南下的原因。
◆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的那个老地方——里仁学校（图片为相关资料）。
9月21日清晨，阳光洒满里仁学校的操场，毛泽东站在那里，对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全体战士发表讲话，宣布了前委的决定：不打长沙，转而向南进军。他说道：“咱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蒋介石那帮反动派就像个大水缸，咱们这块小石头，不停地去碰那个大水缸，总有一天能把蒋介石的水缸给碰破！”
文家市决策调整，让革命队伍从攻打大城市转为进军农村，避开了实力悬殊时与强敌硬拼，为革命保存了力量，留下了精英。
把党支部设立在连队里，确保党对军队拥有绝对指挥权。
秋收起义后剩下的队伍开始往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9月23号，队伍从江西芦溪的营地出发，顺着芦溪河往莲花方向走。毛泽东跟着前卫部队走，卢德铭和余洒度跟着师部在中间，苏先骏的3团负责断后。朱培德的特务营和省第四保安团从萍乡追了过来，3团突然遭到袭击，苏先骏匆忙指挥迎战，结果损失惨重。
卢德铭听见身后枪炮声震天，立刻带着一个连的战士返回去支援，保护大部队安全撤离。激战中，卢德铭不幸被子弹击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那时他才22岁。毛泽东非常看重卢德铭，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地呼喊：“把我的卢德铭还给我！”
连续吃了败仗，队伍里大家都没了精神，好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能成功，逃兵越来越多，才一个星期，原本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不到一千人了。而且，队伍里那些老军官还带着军阀的坏毛病，动不动就打骂士兵，搞得队伍人心不齐，打起仗来也没劲儿。更麻烦的是，余洒度以前是卢德铭的手下，卢德铭在的时候还能管住他，卢德铭牺牲后，他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跟苏先骏他们一唱一和，多次跟毛泽东对着干，死活不同意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去，让前委很难统一大家的想法。
碰到这些难题时，毛泽东一路上不断和人聊天，探听他们的想法。1团1连的党代表何挺颖说，他带的连队里一个逃兵都没有，全靠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这让毛泽东有了新想法，他想出了一个重要办法：在连队里设立党支部，连里的大事都由党支部来决定，还要建立党代表制度，让党代表当支部书记，在政治上负全部责任。之后，毛泽东还跟宛希先、何长工、张子清、陈浩、罗荣桓等人聊了聊，听取了他们的看法，统一了思想。
◆三湾地区，毛泽东曾居住过的“协盛和”杂货店旧址。
9月29号，队伍抵达了江西永新的三湾村。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何挺颖、张子清、陈浩、宛希先、熊寿祺等人都参加了，还选了陈浩、宛希先、熊寿祺（都是普通兵）做前委委员。随后，毛泽东提议把队伍缩减成一个团。余洒度一听就反对，问如果师变成团，那师长和团长怎么办？毛泽东早有准备，说没安排职务的军官都编进一个军官队，等以后队伍壮大了再用。毛泽东还耐心地说明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好处。虽然余洒度、苏先骏还是不同意，但余贲民、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熊寿祺等多数人都赞成，所以改编方案还是通过了。
因为余洒度和苏先骏不愿意当团长、营长这些职位，前委就把他们从军事领导的位置上撤掉了，但还是让他们保留前委委员的身份。团长一职由原来1团1营的营长陈浩来担任，何挺颖担任党代表，原来的1团变成了1营，原来的3团变成了3营。
9月30日一大早，队伍在三湾枫树坪那儿集合，原来的师长余洒度板着脸，站在队伍前面，皱着眉头说：“现在人少了，队伍得缩小，从1个师变成1个团，可1个团还不够，那就再变成2个营吧。”他对这次调整很不满，没过多久，他和苏先骏就先后离开了队伍，投奔了国民党，站到了对立面。
新上任的团长陈浩请毛泽东上台发言。开国大将谭政当年只是普通士兵，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人群里走出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头发有两三寸长，身上套着件百姓的旧棉袄，脚上裹着绑腿，穿着草鞋。他一脸和气，笑眯眯地走到队伍前头，原本安静的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都开心地鼓起了掌。”
毛泽东先公布了前委对部队整编的安排，接着鼓劲说：“兄弟们！敌人也就背后放放黑枪，没啥可怕的，谁不是妈生的？敌人有腿，咱也有腿。贺龙当年在家乡靠两把菜刀就闯出了名堂，现在都当军长啦，咱有两营的兄弟，还怕干不出一番事业？咱们都是从暴动里走出来的，一个人能顶敌人十个，十个人就能顶敌人一百个，咱现在几百号人呢，还怕啥？不经历点挫折和失败，革命哪能成功啊！”大家听了，都开心地笑了。
毛泽东接着讲道：“咱们搞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往上爬，也不是为了发财享福，就为了让天下受苦的老百姓能翻身得解放。你们要是跟着我干，可能会吃不少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也是件特别光荣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不能强求。要是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就站到左边来；要是有人想回家，就站到右边去。我们不会强迫大家，参加革命，全凭个人自愿。现在，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我们会根据路途远近，给大家发3到5块钱的路费。”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让人迅速抬来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银元。多数来自工农阶层的党员、团员以及思想进步的战士，都站到了枫树左边的位置，仅有几十个打算离开的人站在了右侧。毛泽东随即吩咐给那些要回家的人每人发放了盘缠，还表示以后要是有人想回来，依旧热烈欢迎。
这次调整后，部队人数缩减到了700多人。虽然人少了，但留下的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精兵强将，士气、信念和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前委从干部中选出了罗荣桓、何长工等13位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猛的优秀人才，担任连队的党代表。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党代表开会，强调军中的大事必须经过支部和党委商议，军事指挥官不能独断专行；尤其要在班长和战士中发展党员，加强党与士兵的联系，让党的领导直接深入到士兵和整个部队中。
在连队设立党支部，班和排里设置党小组，营、团级别及以上成立党委，连及以上单位安排党代表，全军统一由前委来领导，这样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架构。从上到下坚决执行前委的决策，从下到上坚决听从前委的指挥，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在连及以上单位设置党代表，且由其担任党支部书记，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在人民军队中就逐级形成了“双领导共同负责”的制度，党代表和军事主官地位相当，有效防止了军事主官独断专行，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准则。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红军之所以能在艰难中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关键因素。”
同时，部队里推行了民主管理，成立了士兵自己的委员会，熊寿祺被选为主席。摒弃了军阀部队里的那些老规矩和坏风气，规定军官不能打骂士兵，官兵享受同等待遇，士兵开会时可以自由发言，账目也公开透明。
10月3日清晨，经过整编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聚集在枫树坪。毛泽东对全团官兵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了奔赴井冈山的重要意义，还宣布了三条规矩：待人要和善，交易要公正，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在三湾村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中，队伍向着井冈山进发，开启了创建中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壮阔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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