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一向和蔼可亲的刘伯承，却以非常严厉的语气，给华野发了一封电报。他批评陈唐兵团不顾友军的情谊，导致刘邓大军在南进大别山时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中，陈唐兵团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历史事件虽然广为人知，但深入分析的人并不多。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希望能揭示解放战争关键时刻，那些英勇将领的快速反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一次，刘伯承少见地严厉批评了盟友部队。
1947年夏天的八月，刘邓带领部队向南进军，进入了大别山区。他们在快速行军的同时，也不断反击紧跟其后的国民党军队。
刘伯承观察敏锐，发现身后国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似乎后方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在关键时刻，刘伯承将军留在后方，指挥十一纵司令王秉璋和政委张霖之紧急联名发出电报，指责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
说些什么呢？
华野陈唐兵团的第十纵队竟然决定放弃黄河岸边的防御阵地，转而向北，渡过黄河，寻找新的休整地点。
作为国民党军中的一个重要部队，邱清泉第五军成功地避开了华东野战军的牵制，现在正整装待发，准备向南进军，希望能追击刘邓率领的部队。
刘伯承突然感到一阵冷意从脚底升起，直冲头顶。如果这样作战，刘邓大军将会面临前有河流阻挡、后有敌人紧追的困境。一旦进入大别山，恐怕在半路就会被敌军全部歼灭。
刘伯承在8月22日突然给陈士榘和唐亮发了紧急电报，他的话里充满了罕见的严厉，与他平时的谦逊和宽容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伯承没有过多纠结于宋时轮带领的第十纵队北撤到黄河沿线的事情，而是直接批评了陈士榘和唐亮。他认为这两人找各种理由，在鲁西南地区徘徊，没有深入河南，没能有效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先是放过了王敬久的部队（整编第三师和五十八师），接着又忽略了吴绍周的部队（整编第八十五师和五十七师），现在又要让邱清泉的第五军南下。
刘伯承在批评中，有一条特别直接，话说得有点不留情面，他说陈唐兵团在作战时，倾向于采用包围战术，刻意避免正面硬碰硬。
简短且意义重大。
要知道，陈士榘和唐亮分别是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属于野战军的重要领导。刘伯承对华野的纵队没有意见，但他批评了陈士榘和唐亮这样的高级领导，并指出作战方法有问题，这无疑让陈毅和粟裕感到很没面子。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伯承绝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当时刘邓大军面临的危机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陈唐兵团的行为是否有问题？他们是否故意避战？显然不是这样。陈士榘和唐亮作为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者，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经历了各种考验，他们不可能做出类似国民党军队的行为。
实际情况是？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完成分兵后，陈士榘和唐亮两位将军按照陈毅和粟裕的指示，分别带领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第十纵队，前往鲁西南地区执行战斗任务。
当时，华东野战军趁着孟良崮战役胜利的势头，士气高涨，陈毅和粟裕两人也充满信心，准备在鲁西南地区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实际情况与预期大相径庭。
陈士榘上将的家庭情况
在孟良崮战役中，尽管国军付出了张灵甫七十四师的代价，但四十余万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
陈唐部队到达鲁西南地区后，连续攻打了济宁、兖州、汶上、菏泽等城市，这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斗。华东野战军的炮兵力量不足，加上频繁的移动，始终没能拿下重要的堡垒。部队长途跋涉，非常疲惫。
这支疲惫的军队，不仅难以阻挡国军在中原的主力，即使与邱清泉的第五军正面交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陈唐部队没问题。
既然大家都没犯错，为什么向大别山进军会失败呢？是不是中央制定的向外扩张的策略有问题？
并非如此。
中央的决策没有错，刘邓两位也没有什么过失，陈唐两位同样如此。大家都无过错，却导致了重大损失，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世间很多事物，并非只有对错两种。有些行为可能没有错，但却未必是最佳选择。
七月分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刘伯承批评陈唐，事情变得复杂了。
毛主席对华东野战军在支援刘邓方面表现出的不足非常生气，情绪激动，无法掩饰其不满。然而，他并未直接发电对陈毅、粟裕、谭震林进行指责，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宋时轮的第十纵队，在北撤黄河之际，特意发电进行批评。
宋时轮领导的十次向北过河的行动，最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看起来是十纵受了损失，实际上是在提醒刘邓大军在追击中受到了影响。但是，毛主席从大局出发，并没有全面追究责任，也没有深入分析刘邓失利的原因，而是有意限制了讨论范围，使得真相没有完全揭露。
担心陈唐压力太大，要知道鲁西南和中原的战事还需要他们努力支撑，现在不是算旧账的时候。
陈士榘和唐亮给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和粟裕打了电话，说宋时轮的情况很危险，不幸中了邱清泉的声东击西之计。第十纵队被邱清泉的第五军紧紧追赶，我们的兵力比不上敌人，火力也远远不如。如果继续留在黄河南岸，第十纵队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陈士榘果断命令第十纵队北渡黄河，而不是被动撤退。
陈士榘又向陈粟两位首长解释，因为当时没能及时阻止王敬久和吴绍周的部队南下，这给刘邓大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并不是故意让敌人逃走。当时，第三和第八纵队的力量有限，所以决定先牵制一部分敌人，等待叶飞和陶勇的部队从鲁南转移过来，集结更多兵力后再发起进攻，这样做更为合理，并非有意避开战斗。
陈毅对这段解释没有发表意见。在十纵队的时候，他既严厉批评教育了大家，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毕竟，那是自家的孩子，即便是犯了错误，也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
粟裕心里另有安排。
他悄悄地压下了那份电报，没有交给中央去解释，也没有告诉刘邓二人。他默默地承担了指挥不力的责任。
在关键时刻，一位军队领导展现了他愿意为士兵们挺身而出的高尚品格。
粟裕接受这个任务，并不是为了替别人背锅，也没有觉得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在他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突然的变化？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刘邓部队已经遭受了重大打击，还有机会改变局面吗？
自然无法改变，刘伯承的批评让粟裕对当前局势，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挺进外线的战略，有了全新的理解。
明白了。
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七月开始分兵行动。
刚到七月份，粟裕对分兵这件事还摸不着头脑，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还有华东野战军跟他们一起打配合战的那些安排，心里也没完全明白。
粟裕指挥王必成的第六纵队前往鲁东北的根据地，为后来指挥鲁西南的行动做准备；许世友和谭震林则带着第二、第七和第九纵队去往胶东地区。
分兵之后，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各个部队都遇到了挫折。叶陶在鲁南地区受到了国军的强力攻击，而陈粟则被迫进行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南部战役。
粟裕似乎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意图。
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国民党军队分散力量，防止他们进攻山东特别是胶东地区。实际上，华东野战军有一个稳定且不受干扰的后方基地。
同时协助刘邓向南推进。
在第一个方面，粟裕已经理解得很透彻；但在第二个方面，他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所以，华野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混乱的时期，各方向行动杂乱，没有统一的领导。
原因在这里。
在刘伯承批评之后，粟裕明白了什么？
七月份开始调兵部署，集中力量。
毛主席只是让华野进行分兵，并提出了两个主要任务，但具体怎么分兵、哪些是关键步骤、哪些是次要工作，以及两支部队如何配合，他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
这是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不需要毛主席亲自处理或制定解决办法。
这是毛主席和蒋介石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毛主席喜欢把权力尽量下放，而不是凡事都要亲自处理，这样前线的将领们就不会因为过多的干预而感到不满。
智者有很多谋略，但也不免会犯错。特别是在华野分兵和刘邓南下的关键时刻，统帅部和方面军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出现了问题。
毛主席没有明确说明的疑问，粟裕也没有完全理解，领导层没有进一步追问，基层也没有充分汇报情况，结果使得华东野战军在兵力安排上出了问题。
或许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不要把叶陶派到鲁南。虽然叶陶的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明显分散国军主力，但由于兵力不足，他们被国军紧紧追击，导致自己的损失和分散兵力所能带来的效益没有达到预期。
要是把叶陶安排到鲁中或者陈唐的队伍里，再组建起五个以上的纵队，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不是更能抓住机会吗？
在南麻和临朐的战斗中，我们的军队因为人手不足而失利。如果粟裕将军当时能多指挥一支队伍，胡琏的部队可能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要是粟裕的计谋正好和毛主席的长远战略完全匹配，让他亲自带领五到六个部队在鲁西南打这场仗，同时让陈、唐、叶、陶这四个人留在鲁中协助陈毅。靠着粟裕的超群才能，和刘邓一起作战肯定能游刃有余。这样一来，刘邓南下的行动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了。
毛主席的来电里传达了严厉的批评，刘伯承的紧急电报也让他深受触动。再加上鲁西南战局迅速恶化的情况，粟裕一下子明白了未来战斗的关键所在。
华野到底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三、粟裕扭转战局
粟裕和陈士榘两个人都明白了。
陈士榘终于等来了叶飞的一纵和陶勇的四纵。为了洗刷过去的耻辱，弥补过失，他统一调度了一、三、四、八、十纵，还有当时还不被称为中野的晋冀鲁豫十一纵（由王秉璋担任司令员），在鲁西南战场与国军的整编第五十七师及吴化文部展开激烈战斗。
这次战斗又没取得胜利。
在军队还没完全集合的时候，我们三路纵队同时对付吴化文和第五十七师，各自作战。叶飞和第三纵队、第八纵队的配合有点不默契，叶飞自己也说，他一直希望第八纵队的王建安能集中火力对付第五十七师，但第八纵队还是分了一些兵力去对付吴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