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六纵（二十四军）呈现出一项独特现象：自1947年1月至1949年9月解放前夕，该部队的参谋长职位连续更换了三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野、三野的其他纵队（军）从未出现过如此频繁的换将情形。军级单位的参谋长岗位责任重大，毫不掩饰地说，这一现象反映了华野党委主要领导，特别是粟裕，对六纵的不满情绪。
一、换3人太离奇
众所周知，在粟裕的指挥下，一、四、六纵队被誉为三大精英主力，由叶飞、陶勇、王必成三位司令领衔，他们并称为“叶陶王”，是粟裕最为信赖和倚重的得力将领。那么，粟裕对王必成有何评价呢？
透过这起撤换参谋长的罕见事件，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端倪。
六纵的组建，源自原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的改编，部队成员基本保留了原班人马。该纵队的首任参谋长为杜屏。1948年5月，杜参谋长被调任至第四纵队，担任第十师的师长一职，并直至解放前夕。其空缺由当时担任六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接任。皮定均声名显赫，曾是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即皮旅的旅长。
皮定均同时担任两个职务颇具趣味，通常情况下，参谋长因表现优异得以晋升为副司令，这是常见的事。然而，皮定均却反其道而行，由原本的副司令职位降至兼任参谋长，这足以看出当时六纵缺乏合适的参谋长人选，只得由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司令临时代理此职。
皮定均仅担任参谋长一职五个月，1948年10月便被免除兼职，转任副司令。继任者则是十纵的参谋长赵俊，他直至解放前夕始终坚守岗位。
与其他纵队相比，六纵的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不容小觑。
一纵曾设有两位参谋长，首任参谋长张翼翔的任期自1947年1月起至1948年12月止，这一时期几乎占据了该纵队战斗历史的全部篇幅，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任期。与此情形相似，十二纵也经历了类似的状况。
两位参谋长相继任职，任期大致相当。至于七纵、八纵、十纵、十三纵，情形与此相仿，此处便不再一一赘述。
三纵尤为奇特，仅有一位领导，然而直至1948年10月，方才配备参谋长一职，在此之前，此职务似乎由副司令兼任。
四纵一任，梅嘉生，至解放前夕。
九纵的参谋长一职，独此一人，便是聂凤智。他在1947年4月至8月间担任此职，此后便再无人接替。彼时，许世友晋升为山东兵团的司令员，聂凤智便接任了纵队司令之位。然而，许世友并未与九纵拉开距离，凭借其在九纵的深厚声望，他仍能参与大小事务。据此推测，参谋长一职的具体事务可能依旧由聂凤智代为处理，司令部的各部门直接向聂凤智汇报。当时，副司令的职位并未配人（刘飞虽然挂名，但尚未到职，仍在第一纵队负责指挥工作）。
胡炳云在担任十一纵队司令期间，同样未能圆满完成任务。到了1948年3月，他被改任为副司令，尽管他实际上履行了参谋长的职责，但并未兼此一职。
归纳而言，各纵队的参谋长大多任职一届或两届，其稳定性相对较高。然而，诸如六纵这般频繁更换且任期异常的情况，实属罕见。
六纵一直深受陈粟谭等新四军老领导的高度信任，其间并未存在任何打压或斗争的行为，亦无任何黑幕可言。
必有缘由，绝非巧合。王必成对为何频繁变动并未深究，然而他亦不敢向粟裕探询其因。
自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我国各大野战军的核心使命在于战斗，战斗力成为迫切需求。对于任何可能削弱战斗力的因素，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行动予以解决。每一位明智的将领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抉择。
在笔者看来，六纵参谋长一职或许是一个较为脆弱的环节。
问题已暴露
华野三大劲旅中的第四十六纵队，一纵整体实力较为均衡，而四纵则以其刚猛的作风著称。然而，四纵在学习和总结方面表现出色，能够迅速弥补自身的不足。因此，即便在渡江战役和沪宁杭战役中，一四两纵也未曾遭遇重大的挫败。
六纵的战斗力堪称强悍，然而其两端表现尤为突出。在涟水战役中，被整编第七十四师击败，此事成为王必成心中难以抚平的痛。
败因之所在，实为指挥之不当。而指挥之不当，则源于对局势判断之失误。
首次失误在于，华中野战军的无线电侦听人员成功截获了整编七十四师在涟水城西的无线电通讯信号。根据这一情报，我们推测张灵甫可能将城西视为主要攻击目标，而非我军原先预想的城南。正如《皮定均中将》一书中所述，此疏忽应归咎于当时坐镇涟水的指挥官未能及时警觉。这位指挥官，正是时任华中六师师长的谭震林。
次之，六师在部署调整上显得不够妥当，未能恰当地进行两个旅的布局调整。
第二个失误更致命。
张灵甫虚张声势，假意攻打城南，实则将主力集结于城西，发起强攻。王必成所指挥的三个主力旅均布置在城南。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王必成本应立刻率领其中两个旅赶赴城西增援。然而，在实战中，王必成始终对张灵甫可能再次施展声东击西的诡计心存忧虑，因此不敢轻率地将城南的重兵全部调离。
王必成亲自率领一支旅队奔赴城西，然而面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强大攻势，仍旧无法扭转战局。无奈之下，六师政委江渭清再度指挥一支旅队自城南驰援至城西，以图扭转战局。如此一来，战场上便形成了不断增兵的“添油战术”。
此外，江渭清所率领的旅团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加之茭陵渡浮桥过河时的组织不够周密，导致渡河速度缓慢，从而浪费了宝贵的时光。
大家不妨深思一下，这背后究竟有何含义？作为主场作战，竟然遭遇这样的困扰。
谭震林师长虽曾错失战机，然而他的主要职责是担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而六师师长一职则是其兼职。实际上，六师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副师长王必成负责，这与华中一师师长由粟裕兼任的情形相类似。
谭震林在前线稳固指挥，然而，在具体组织与指挥层面所出现的失误，实为王必成之责。因此，当时正忙于宿北事务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听闻此事，怒火中烧，即刻下令要罢免王必成的职务。幸好，江渭清亲自赶赴宿北前指，亲自向陈毅恳求，详细解释了事件的始末，陈毅这才平息了怒火。
在剖析此事的来龙去脉中，固然王必成指挥上的失误、对敌情的判断失误是其中的原因，但将所有责任仅仅归结于这八个字，显然不足以全面覆盖所有因素。
在首次涟水保卫战中，六纵成功击退了整编七十四师，那场战役可谓是一场硬碰硬的实力对决，毫无取巧余地。此次交锋证实了六纵与整编七十四师在实力上并无显著差异。只要部署得当、指挥得力，便能够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在二战时期的涟水战役中，第六纵队面临的核心难题主要集中在部署与指挥层面。这些问题的根源，实则深埋于战前的准备工作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讯领域常被忽视：对于侦听信号的重视程度不足。
2.情报侦察不充分：误判敌方进攻方向，直至战斗爆发方才顿悟。
3. 勘察战场不充分：对机动路线及战场环境、地形地貌不甚了解，缺乏对渡河行动的预先准备。
4. 兵力分配存在失衡：派遣两旅兵力至西门地区显得不足，且不幸采用了添油战术这一低级错误。
外行但观其表，内行方识其理。众人纷纷热议六纵之败，多归咎于王必成的骄傲自满。而略知一二者，或许还会提及城内古塔上的机枪班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下全军覆没等细节。然而，这些说法均无法全面阐释其背后的真相。
上述几点失误，均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司令部及参谋长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作战规划、兵力部署、通讯联络、情报搜集、战场态势分析，乃至工程保障等，无不涵盖在参谋长的职责范畴之内。
在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类似的问题再度浮现。
莱芜战役的主战场划分为两个主要区域，其中之一位于莱芜县城（现今山东济南市的莱芜区核心区域）。李仙洲麾下的两支主力军队被围困于此，随后成功突围并向北撤退。另一主战场则是李仙洲部队北逃的关键节点——口镇。
粟裕下达指令，命王必成率领第六纵队围攻口镇。彼时，口镇仅驻有国军的新36师及一个团。该师曾充当伪军，其战斗力平平，却擅长固守不出，深谙自保之道。
六纵部队迅速突破口镇外围，攻势直指镇内一座城隍庙——亦有说法指其为关帝庙。国军在庙前构筑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六纵部队多次发起强攻，却始终未能突破防线，被阻挡在庙外的一条狭窄街巷对面。
若无法攻克口镇，莱芜城国军的主力部队恐将不得不北撤。
王必成严令纵队参谋长杜屏即刻亲赴突击营前线，现场督导战斗。
杜屏质问道：“为何未能攻克？”他强调，必须遵照王司令的指令，在15分钟内攻克敌人的最后一座堡垒。
突击营营长恽前程语气沉重，无奈地请求参谋长前往前线一观，以便为部队提供决策。他坦言，若形势无法扭转，部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牺牲也将不可避免。敌军狡诈多端，我军一位团政委及一名营教导员在观察战况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杜屏回应道：“我若前去，那我还去请你那位营长做什么呢？”
这段对话收录在《王必成中将》与《皮定均中将》两部传记之中，其真实性应当得到认可。
随即派遣部队强行进攻，然而，每前进一步，都有战士壮烈牺牲。营长遂提议挖掘地道以潜行过去，然而，鉴于耗时过长，参谋长杜屏犹豫不决，未能予以批准。
恽前程无奈之下，只得亲自率领突击队前往前线，决心勇往直前，一搏到底。
继而，六纵副司令皮定均献计，提议不再盲目牺牲，应保留部分兵力负责监视城隍庙，同时将主力部队调往南面的主要路口，以便阻击从莱芜城撤退而来的国民党军主力。
1. 由于侦察信息不明，我们对于敌方究竟部署了多少兵力尚不得而知。
2. 指挥调度上的疏漏导致错失良机，在敌人撤离口镇外围，转而退守城隍庙之际，未能迅速发起追击，从而丧失了宝贵的歼敌时机。
3. 爆破技术尚显不足，对火力组（负责压制与掩护）、爆破组以及突击组的战术协同与动作要领缺乏深入了解。
4. 队形拥挤，伤亡重。
在这片弹丸之地，六纵战术的粗糙问题再次暴露无遗，其根源仍在于参谋长职能的发挥不够，这些问题本应在日常的组织与训练中得到妥善解决。
三、粟裕曾提醒
部队若存在瑕疵，自然不能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参谋长一人。若问题出在部队的整体战略方向上，那么责任理应由军政主官承担。譬如，野战司令部命令六纵队攻打口镇，而你却转而进攻莱芜城，这便是纵队司令的失职。至于后勤补给若出现短缺，那便是后勤部长的责任所在；而若部队士气低落、缺乏凝聚力，那么这便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应当负责的。
六纵在其他方面均表现优异，唯独在司令部主管的范围内出现纰漏，这无疑指向了问题所在——正是参谋长的职责履行未能尽善尽美。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间，我军参谋长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历程。
在此之前，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谋长的角色尚未演变为如今这种地位——作为一支军队的核心指挥官，其重要性仅次于军长与政委。
在那个时期，军队的领导序列通常是这样的：以军方为例，通常包括军长兼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以及政治部主任。
在作战训练的组织实施中，副军长负责具体分工，而参谋长的职责通常不及副军长广泛。
诸多部队的主官才能卓越，副职与参谋长则往往退居其后，沦为幕后的智囊。我提出一个想法，两位不妨审视一番，是否可行，颇具这样的直观感受。
众多杰出的将领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策略，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
有人提出，事物存在自有其道理，过去如此，为何在解放战争时期不能延续这样的做法呢？
不行。
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作战中，常见一主官独立承担所有决策的情况。彼时将领身边并无专门的参谋长，所有军务决策均由领兵的主将自行决断。长史、司马、参军等职务，主要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而不涉及法定决策的辅助职能。
以一敌众，鉴于兵种、作战技术和战斗构成均相对单一，一位指挥官的精力便足以应对。
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际，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抑或是国民党军队，均遗留有这种旧式的军事思维。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兵种建设逐步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诸如远征军的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队，其机械化部队的构成已能与日军的一流装甲部队相媲美。因此，参谋部的职能地位逐渐提升，然而，主管作战的军事副职依旧肩负重任，与参谋长并驾齐驱，形成两座高峰。
我军亦深受其影响，在解放战争期间，众多副军长、副师长依然肩负着辅助指挥与决策的重任。
明智之士早识参谋长地位特殊。
诸如刘伯承元帅、李达、101军、刘亚楼、萧劲光等，均深谙军事科学之精髓，并高度重视参谋长的角色。其理在于，参谋长不仅是部队训练的坚实组织者，更是战时指挥链中的关键一环。
通信协调、兵力调配、编制组建、战术技术训练、侦察情报等各项工作，均需由参谋长全面统筹规划，进而形成初步的作战构想。随后，主官方可基于此构想做出最终的决策。
在当代战争指挥领域，单凭个人的智慧与机智，实难同步处理海量的战场资讯。那种仅需皱眉沉思，便计策涌现的想法，不过是空中楼阁，虚幻不实。
至于副职，在岗位设置上，充当着主官的备选。职能上，他们扮演着主官决策的协助者，单项关键事务的责任人，而非战时指挥体系中的首要环节。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逐渐让位于参谋长。
早在1946年，解放战争初露端倪之际，粟裕便屡次召开会议，着重强调参谋长在军事指挥中的关键作用。其中，《粟裕文选》收录的《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一文，便是他于1946年8月13日，苏中七战李堡之战结束后撰写的。这篇报告主要对部队在通信、时间观念、协同作战、炮火组织与运用、战斗中地形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检讨。
1946年12月2日，华中野战军营级以上干部聆听了题为《关于组织战斗》的报告。这篇报告不仅内容精彩，更深入剖析了部队指挥体制、作战模式及战术运用，展现出极高的战略眼光与深厚的军事科学素养。
粟裕概括古今作战。
在冷兵器时期，指挥策略相对简明，因此被称之为“司令时代”。
2. 在近代，冷兵器与热兵器并存的时期，雏形的参谋机构应运而生。
3. 随着现代武器系统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军种分工的日益细化，战场态势已经呈现出立体化的特征。尽管指挥官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即便他们在战斗中不幸阵亡，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非决定性的。
在第3条中，粟裕虽未直言战争已步入参谋长主导的时代，然而其意涵已是显而易见。
他言辞之间始终围绕组织战斗，尤其是对计划指导、侦察、火力指挥、通信联络、战时后勤指挥（当时后勤部门并未独立设置，而是隶属于司令部）以及与敌交战等关键环节，都明确指出这些均属参谋长的职责所在。
最终才揭露真相，指出参谋长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要么降低身份，未能有效协助首长指挥作战，反而沦为总务科长的角色，处理繁杂事务。要么在战时深入前线，化身为团长，干扰前线指挥官的正常指挥。
这些问题，粟裕早已洞悉于心，然而，他倾注所有心力于指挥作战，加之华野在两年间的战事尤为频密，实在分身乏术，难以腾出时间专门进行整训，强化参谋长队伍的素质。诸如中野参谋长李达所召集的参谋长会议，他实难抽身参与。
仅能对那些履职不力的参谋长进行更替，以调整部队的战备状态。然而，王必成、聂凤智等将领似乎并未洞察这一关键所在。
在战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人的地位往往难以抗衡形势。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华野参谋长的地位却稳步攀升。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后来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的华野参谋长张震将军。
这乃是一桩唯有文学高手方能阐释透彻的奥秘，故此便不再赘述。
若有人仍旧坚称1947年我军参谋长的职位低于下一级单位的主官，不妨查阅一下相关资料。那些由参谋长转任师长的人士，在1955年的军衔如何，六纵队第三位参谋长赵俊的军衔又是怎样，以及那位坚持至终的四纵队参谋长梅嘉生，他们的军衔便能一目了然。
再次郑重声明，对文中提到的诸位开国将领，本人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与崇高的尊重，绝无贬低之意，所做论述仅旨在探讨客观的历史事实！
#我的封神名场面#